汉学家闵明我对“农”的“误读”

早期汉学文本是中欧文化相互了解的重要窗口，也是文明交流的关键场域。其中，出生于意大利的传教士、汉学家闵明我（Domingo Fernández de Navarrete， 1610—1689）在华生活十数年后出版的《中国王朝历史、政治、伦理和宗教论》，一经问世便受到欧洲思想界的关注。这部作品中有关中国农业情况的记述展现了17世纪欧洲人认识中国社会的方式。
从“四民”之“农”到自耕农
《中国王朝历史、政治、伦理和宗教论》出版于1676年，全书共7卷，其中与农业相关的记录主要出现在第2卷第1章，通过介绍中国社会中的士、农、工、商四大群体，展开对“农”的重点描绘。
在书中，闵明我介绍说：“中国农人的数量庞大，农事运行有序。农民的地位较之商人与工人要高。”他还用“亩产充沛”“土地辽阔”“生活富裕”等词语描述中国农村的情况。在对中国农业知识的记述中，闵明我选择以“labrador”一词对应翻译中国的“农”。但“labrador”一词与“农”所指代范畴并不完全一致，闵明我的这种译法虽然体现出其对当时中国社会的独特理解，却也造成了“农”在中西方交流中的概念迁移。
据西班牙皇家语言学院的解释，“labrador”这一西语词汇的含义为“拥有土地并为自己耕作的人”，意即“自耕农”。在现代西班牙语中，提及“农民”时，通常的用词为“campesino”，意为“生活、劳作在田间的人”。后者的范围要大于前者，即广义的“农民”（campesino）应包括拥有土地的自耕农（labrador）及耕种他人所有土地的佃农（arrendatario）等其他农民类别。可见，闵明我选择以“labrador”指称中国的“农”，是对这一概念的误读、限缩与迁移。

闵明我对“农”进行的限定可由其著作中的更多记述证实。在他的记载中，关于农民的信息常隐藏在对具体农事的描绘里。在闵明我看来，农业构成了中国社会各环节运转的首要前提：“一切生计都在被播种的农田上——到了收成的时候，农人要上山伐木、整饬菜园、收割苇秆，从不清闲。”他随即介绍土地上轮番种植的三种作物，即稻米、豆类、小麦，以及作物成熟后，农人会将粮食拿去叫卖，换取薪柴、油和蔬菜。这种记述为确认闵明我将“农”与“自耕农”等同视之提供了又一佐证。由此，作为土地所有者的“自耕农”在闵明我笔下成为中国农民的代表，而将佃农等其他农民群体排除在了“农”的概念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