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学家闵明我对“农”的“误读”(2)

具有地域性时间性特点的“误读”
闵明我为何会产生这样的“偏差认识”呢？这与他的信息来源有关。作为17世纪的欧洲传教士，闵明我的资料来源主要包括欧洲出版的与中国相关的资料、其在华期间收集到的公开流通于市的各类典籍，以及他的实地见闻。
由其对“四民”中“士”的记述可知，闵明我对“农”的理解应并非取自先秦典籍。其作品中，闵明我将“士”翻译为西班牙文中的“文人”（letrado），而在“四民”概念提出者管仲的构想中，“士”实则是“有拳勇股肱之力，秀出于众者”的“武士”。最初“四民”中的“士”并未直接与“文人”画上等号，而是在后世社会稳定、知识阶层崛起的过程中发生了概念流变。闵明我将“士”译为“文人”（而非“士兵”）的做法，透露出他对“四民”的认识极有可能并非来自先秦典籍。此外，考虑到在其之前或与其同时期的欧洲著作中尚未有详细的相关书写，可以判断闵明我的“四民”知识应主要来自其在华期间接触到的人情风物，他对“农”的理解也与其所处的地域及环境有关。
在其作品中，闵明我提到了稻米、大豆、小麦，他还写道：“稻米在水中种植。”这便证明闵明我看到的是水稻而非旱稻，且“一年收成两次，分别是六月与十二月”“中国的农田从不休耕”，由此可见，其记述的是气候温暖的中国南方地区的情况。由史料与相关研究可发现，明末清初，闵明我曾长期居留的浙江地区出现过较为显著的土地私有特点。“自耕农的发展趋势，若从一个王朝看，初期多，中后期少，改朝换代后又增多。”闵明我所处的正是“改朝换代”期间的中国，又在土地私有较为显著的区域活动，这使他对中国的“农”产生了理解偏差，将这一概念原本涵盖的范围进行了程度不小的限缩。英国历史学家彼得·伯克将此类现象称作“文化误译”，即在对他者文化存有理解偏差的情况下进行的并不完全准确的“语言对应”活动。在中外文化交流中，“文化误译”曾经是一种较为突出的问题。
闵明我的误读、误译又体现出较强的地区性和时间性特点，即其书中的内容往往仅能用于理解这位作者彼时于所处地区的所见，而非征引或考证了原始典籍后得来的知识。
“误读”与西班牙社会状况有关
对“农”的误读并未影响闵明我对中国农业制度的赞扬。在“农人及农业”一节的开头，闵明我介绍说，“中国皇帝尽可能地照拂农户，因为是他们的劳作供养全国”“至今中国仍保留着一个仪式，便是皇帝带着他的子女走出宫室，去亲自翻土耕作”。他还认为，欧洲应引进这种仪式，以便让贵族知晓百姓劳作的辛苦，重视农业。为进一步证明中国对农业的支持，他还讲述了汉文帝免征赋税、劝课农桑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