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学家闵明我对“农”的“误读”(3)

彼时的西班牙在农业领域存在较为严重的问题：耕地歉收，畜牧业、教会用地、贵族的狩猎场占用了大部分土地，宗教裁判所的严苛政策又造成大量农业人口流失。这些问题的主要原因之一便是西班牙将大部分人力投入了海外征战与贸易。从这种背景出发，我们也可以了解、分析闵明我将“农”限定为“自耕农”的心理动因。闵明我主张重视农业，不赞成为了发展海外贸易而忽视国内农业生产，“雇农”“佃农”“农场主”等群体虽同样进行农业劳作，相比于“自耕农”却要多一层商品性质的雇佣关系。闵明我将这些群体的身份进行“遮掩”，无论出于有意或无意，均达到了剔除“农”中的商业因素而使之回归“耕作”本义的效果。这背后体现的，实则是大航海活动中欧洲学者对早期现代社会农商关系的反思。闵明我提出的“重农”主张被后来的法国重农学派学者借鉴，甚至他对中国“农”群体的理解偏差也通过由“labrador”到“laboureur”的直译被传递下来。
可以说，早期现代欧洲文本对中国社会的记录，一定程度上是一场有关“土地问题”的文明对话。
综上所述，闵明我在《中国王朝历史、政治、伦理和宗教论》中对17世纪中国的农业情况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记述。他对中国“四民”社会中“农”的译法体现出对自耕农群体的独特关注，这与其在华活动所处地域的农业特征有关，也是他基于本国社会情况“误读”中国农业政策与农业活动的结果。
有学者认为，15、16世纪之交是全球化的起源阶段，也是中国的文化、学术思想首次成规模传入欧洲的时期。借由闵明我的农业知识书写，古代中国的农事情况与农业政策被正式介绍到欧洲，并在此后的较长时间内成为国家治理的典范。古代中国曾因农业的繁荣被欧洲人称赞，“如果欧洲遵照中国的做法，很多灾祸是可以避免的”。而今，农业发展情况仍然是衡量国家发展水平的重要参考项，也是文明交流互鉴的关键着眼点之一，在当今更为复杂、多元的国际环境中，在讲述中国故事的过程中，做好与“农”相关的书写，仍然是我们需要注意的问题。
（作者单位：四川大学外国语学院）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张艺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