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永远不会真的抵达终点：福山与“后真相”时代的欧美思想界(11)

查尔斯·泰勒：加拿大哲学家，是晚近西方特别是英美道德哲学中首屈一指的思想家、社群主义的主将。曾任牛津大学齐切里哲学与伦理学讲座教授，现任加拿大麦基尔大学哲学与政治科学教授。20世纪70年代以来，泰勒以其对黑格尔哲学的再解读、对原子主义式的消极自由的批评、对社群价值的强调、对西方文化中自我认同观念发展的梳理、对承认的政治的研究以及对文化多元论的论证，强烈地影响着西方思想界。
福山将黑格尔与韦伯相结合，认为工作伦理将人的激情从主人的战争引导向奴隶的物质生产，民主也消减了军事冒险的光荣。这让《历史的终结》最后几章陷入犹疑：如果用生命去冒险的“主人价值”是人性固有的，渴求平等与和平的“奴隶价值”又凭什么永占上风呢？历史是否真的有方向，日常生活高于武德的时代，是否只是某种秩序处于鼎盛期的片段？另一些人，例如查尔斯·泰勒敏锐地指出自近代以来，日常生活的崛起才是政治变迁背后的重大力量。福山的真正问题在于，他引用的最晚的哲学资源是尼采对道德历史的解释，却没有如尼采那样把“迄今历史”视作一个可以克服的事物，而是像希腊人那样视其为永恒的宿命，因此他的历史的命运终结于末人。福山的政治学是现代学术，他的政治秩序兴衰论不会像塔西佗或吉本那样谈论政治与德性的关联；但他把尼采误当作黑格尔的注脚，说明其哲学没有迈入现代。
福山从未从“生活世界”或“生活形式”的角度研究他所关心的“上层建筑”。这里折射出的更广泛的问题，是当今政治哲学与二十世纪哲学的脱节，它的框架仍借自从霍布斯到黑格尔的近代。如果“后历史”人性被困于末人的阴影，这种阴影恰是现代世界的“前史”中那些晦暗不明的概念投下的。
洛维特在《世界历史与救赎历史》的后记中说，他讨论的不仅是一个史学史问题，也折射出了更深的难题：“终极事物”是否确是头等大事，未来是否决定性地组织了生活的视域，“希望”对于当下究竟有多重要？神学给出的答案，最终曲折地指回了此在的生活形式的问题。没有宗教的现代人仍会紧握某些坚固的原理，相信其无处不在的力量能佑护光明战胜黑暗，直到渡过所有的惊涛骇浪抵达“历史的彼岸”；时代越是陷入不确定的黑夜，仅有的确定性就越是如星光般显眼。人生百年不过是历史的一瞬，人类却能将希望抛掷向无穷远，并从回返而来的光明中获得巨大的力量。历史永远不会真的抵达终点，人类的永恒不满也许正是天意仁慈的显现。
文/巫怀宇
编辑/袁春希
校对/柳宝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