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永远不会真的抵达终点：福山与“后真相”时代的欧美思想界(7)

俄罗斯政治理论家亚历山大·戈里耶维奇·杜金，他是俄罗斯新欧亚主义的倡导者
在《历史的终结》中，福山不认为十九世纪的现实主义外交会卷土重来。认为民族主义会再次撕裂欧洲，即是认为集团间的争执是永恒的，外敌的消失会将矛盾转为内斗。三十年后，人们发现历史没有重复，却在押韵，这便是福山在特朗普时代写下的《身份政治》的内容。在冷战的终末，福山站在普遍主义的历史高原上，指出普世主义与个人主义一体两面，对小到婚姻家庭，大到集体主义的一切共同体都有潜在破坏力，同时也感到集体认同的渴望对普世主义构成威胁，却不能预知将来的集体认同会采用何种分界线。
问题不在于福山是否高估了1991年末冷战结束的历史意义，他只是反映了后历史的心智。这种心智在全球化时期蔓延至各个角落，包括1992年初之后经济腾飞的中国。福山本人却更谨慎，他认为未来将有“史后世界”与“历史世界”共存。他认为政制受文化影响，对后苏联的波兰的预期比对俄罗斯更乐观。而今的后见之明发现全球化只维持了一代人，冲突的新边界只东移了一千公里。其实将民族主义等身份政治视作较坏的政治形式，不仅是普遍主义者的观点，也是帝国主义者的观点。亚历山大·杜金在90年代就预言过英国民族主义将疏远欧洲、美国的种族冲突会愈演愈烈，这位新欧亚主义者主张利用这些分裂并培植仇恨，同时打压俄罗斯内部的民族主义，因为他们会疏远潜在盟友。杜金以分化欧洲的设想，需要在催化西方的撕裂的同时保持俄罗斯的地位，这必然失败，因为给他人的心灵下毒者，在最初的一念间就最先毒害了自己。
如果将目光回溯到久远的过去，就会在但丁等古人那里找到普世帝国的观念。福山的历史终结后美国将失去美国性，末人的宿命是没有记忆的时间黑洞，而杜金的欧亚主义却是逆练麦金德的结果，和大地神话的政治表达。若要问是什么让福山的普世主义明显区别于杜金的帝国主义，将后者视作偏见剔除出去，并让当今“帝国主义”的词义更像是扩张的民族主义，这便是理性在历史中的长期作用，它是世界历史变迁中真正不可逆的部分。然而，如果他认为历史的终结不是意识形态的寂灭而是“最后的意识形态”的永存，就忽视了现代与但丁时代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