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永远不会真的抵达终点：福山与“后真相”时代的欧美思想界(6)

《起源》谈的是历史，有现成的史料，却很少讨论诸文明的历史对心智的深远影响，福山要处理如此宏大的命题，却又不愿展开一场冒险。关于缺乏负责制政府的后果，他以武则天和万历为例，仿佛这两人的作为都只出自个人的昏庸，而非身处的权力位置的结果。相较之下，比福山早五天出生的田中芳树显然更高明些。

根据田中芳树同名小说改编的动漫《银河英雄传说》
福山的这两部中期作品中，政治与人性的关系的缺失，使他忽视了一种可能性，即早熟的国家会压制另两个要素。相反，在《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中，他认为早熟的民主如果缺乏强大的官僚国家，会纵容受庇护的私利集团，所以顺序上宁可先建成官僚国家。这与《历史的终结》中主张的顺序（先有自由再实现自由的普遍化，若颠倒顺序便可能停滞于平等的奴役）存在紧张关系。福山试图把政治的要素压缩到三个方面，他承认方法上的困难，在于历史变量太多而国家样本太少。在选取样本时，他反对学界的一种前见，即过于重视英国史在现代化进程中的位置，并认为英国路径是一种例外。但是从文化史与政治史联动的角度看，这种注意力的分配并非没有道理：英国是把历史领入现代的国家，而非被历史拖入现代的国家。如果你把社会的文化、政治等各方面视作相互协调的整体，当然就会猜测其思想文化内藏着最全面的资源，或最小的阻力——不见得是转型之后最好的，却是最适合转型的。
福山认为我们的目光不该偏重英国或丹麦等最优案例，许多国家暂时不具备那样的条件；这也是因为他的视野局限于政治，而政治的全部力量作用于且依赖于当下，好高骛远总是不现实的。但从长远看来，文化与心智才是限制天花板和地板的因素，其高低取决于你能在何种程度上吸收世界最优的遗产。取法乎上，得法乎中；取法乎中，得法乎下。况且现代文化的特征是，最好的即是最普遍的，也最易学；二流的反而更大程度上受限于其原生历史环境，不易学。
与《起源》的平庸形成对照的是，《历史的终结》中有大量关于政制与人性交互影响的讨论，想象未来人性是冒险的，但这正是此书的精华。政治组织了我们的行为，也就组织了我们的身心。人的行为和语言，常只是在某个模糊的大方向上找到的一条看似最切近的河道，而人所熟悉的河道取决于历史经验。福山说，日本高度形式化的、抽离于社会意义的审美是锁国停滞的结果，并预言历史终结之后的世界文化或将日本化（Japanized）。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开始恐惧于经济日本化（Japanification）前景，并怀疑这是所有高速发展过后的经济体的“最终宿命”，而社会文化迥异的欧美又何以适应这种停滞。三十年前的日本是经济奇迹的象征，彼时福山关于日本文化的观点，却无心插柳地解释了经济停滞三十年后，活力渐弱的日本社会为何并未陷入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