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永远不会真的抵达终点：福山与“后真相”时代的欧美思想界(5)

然而福山与洛维特所说的两种历史哲学只在外部框架上形似，细察则会发现他的“终结”其实是“范式革命的可能性竭尽了”之意，该意义上的“终结”是典型的现代思想。他所谓的终结不指向一个未来世界，而就是当前这个世界的未来。福山的思想从现状出发，而未来陷入了玄想而非实践。他将人格平等与社会承认的平等混为一谈，于是“末人”的阴影挥之不去，其结论才如希腊悲剧中的预言般语带双关。“历史终结”之论过于霸道，然而有更多学者谈论过“形而上学的终结”和“意识形态的终结”，这前后两者间亦有“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关联。现代哲学对形而上学的全盘清洗始于20世纪上半叶，意识形态终结论至少可追溯至1950年代，剑桥的思想史家彼得·拉斯莱特说政治哲学已死，语言分析对政治词义的剥夺使其丧失活力。曾经凶猛的意识形态确实正在死去，它们基于的心智或世界观正在消亡。
我们时代“分析式”哲学的主流地位，内含着对大全体系的蔑视，这种自下而上、先细节后整体的思想秩序不在无关联处强行建立关联，本身就有明显的政治推论。至于整体该是怎样，现代哲学是沉默的，这种沉默正是自由主义的开放态度：它主张只要让每一条道理都良好运行，结成的整体就是良好的。哲学与其说影响了，不如说反映了时代的真实心智；在许多时候，哲学史是对心智史的更曲折却更严密的表达。时代的真实心智会暴露于哲学家们坚持何种根本前提，却舍弃另一些，因为逻辑技术会迫使你暴露得更明显。
被高估的文明与被低估的人性
福山的《政治秩序的诸起源》和《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处理的是历史。其核心观点是：国家、司法独立和责任制政府是现代政治的三要素。国家诞生于克服亲族私利的斗争，而强调政府亦在律法之下的法治多起源于宗教的超验权威。三者的有无或强弱决定了中国、印度、欧洲等文明的政治差异。无论是中国的儒法国家，还是印度的祭司律法，都存在文明内生秩序的天花板，而天花板只在跨文明比较中才可见。福山从未成功地解释为何现代政治秩序源于西欧，因为任何真正的解释，都远超出了政治学的视域。他说法治多起源于超验宗教，但清教徒、天主教会和印度教在是否有助于现代科学这件事上有天壤之别，而现代科学又对现代世界观有极大影响，祛魅的现代世界观又约束了政治合法性。这些兜了个圈的因果链，在《起源》中都不见了。与《历史的终结》一样，福山在此书开头再次斥责当代学界缺乏野心，不想从历史中归纳出有普世意义的政治发展理论，但低估任务艰巨性的是他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