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永远不会真的抵达终点：福山与“后真相”时代的欧美思想界(10)

在过去，祭司和宣传家们承担了全部撒谎任务，而现代人选择自己的真理，因此每一个坚持另类真相的人都得主动参与撒谎。另类真相是世界祛魅之后一部分人的赤裸的顽抗，它们反过来说明评价标准的世俗化和统一化，和描述性的日常语言的全面统治，不同的立场被迫共在同一个意义世界，通过意识形态话语发明意义已越来越难。
后真相世界不仅是后神学的，也是后历史的，过去的人杜撰出绝对美好的天堂或未来，抹杀或颠倒世俗和当下的差别；后历史的人的希望皆从现状出发，而非用凭空的理想指导前进的方向；遥远的幻想只是捏造出来对付较好的人的武器，把满分从一百分调成一万分，好让九十分和五十分显得区别不大。历史的进步主义有未来的使命（现代人的“意愿”），因此必须克服过去的负担（古典人的“应当”）；后历史的人既没有过去的负担，也没有未来的使命，他们理想社会是邻居的社会（符号化的“丹麦”），其行为路径更加依赖于当下现状（因此主体更弱而社会建构更强），而后真相正是关于当下现状的争执。新闻学取代了历史学，犹如历史学取代了神学。
《历史的终结》的另一命题是经济史将终结于资本主义。福山于80年代目睹了自由市场将计划经济远远甩在身后，然而新自由主义经济的社会副作用，还需再等二十年才会明显起来。赢得了冷战的经济政策，完全可能不适用于后冷战的全球化世界；适用于机械化-电气化时代经济学说，也可能在自动化-智能化时代暴露出问题。个人主义是否鲜活，取决于个人与结构的力量对比，自由市场与个人自由之间的联盟，只在其初期的个人英雄时代最明显，此后的自由只意味着不同口味的享乐。福山是在信息产业的个人英雄时代阐发此论点的，而今这个时期早已过去。他在刚出版的《自由主义及其不满》中认为，所谓“新自由主义经济”源自自由主义危险的自满。当今左派常将一切困境的源头都追溯至冷战后期的里根和撒切尔，但经济政策应对的是当时的需要，真正的历史责任或许要归于1991年后真以为历史已经终结的人，非历史的心智是麻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