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秀十八年：我们一直寻找什么样的中国偶像｜特写(14)

不过，从Produce系列衍生而来的选秀模式，在面对中国市场时，也从最初平台、经纪公司均一拍即合的的“复制—粘贴”，走向了有些不得不大力进行的创新和“改革”。
实际上，依托移动互联网发展而诞生的选秀，本就具有互联网内容产品的一贯特征，即圈层化。即便是蔡徐坤、杨超越，其全民度也不能和当年的李宇春相比。2005年，电视是全民视频娱乐的唯一载体，一档节目在卫视播出，就等于强制性地推送到了电视观众面前。
但互联网的内容是海量的，且选择权在观众手里，即便是选秀这种自带最大公约数特质的节目，其所能吸引的也只是对选秀感兴趣的人，其所能选出的只可能是圈层偶像。在这个意义上，互联网时代的大众娱乐偶像可能是个伪命题。
互联网选秀的追求也并不是大众化。“创”，“青”，以及优酷在2019年推出的《以团之名》等等，在那4年里，连续7档选秀综艺，共动用练习生近700人，对本就不富裕的中国偶像市场是一场巨大的消耗。
有不少经纪公司创始人告诉《三声》：练习生的培养速度远远跟不上选秀节目的迭代速度，但在巨大曝光量的引导下，“乱阵脚”是2020年前后常常遇到的事。包括越来越多的练习生通过节目一遍遍地“回炉重造”，以及海外练习生的出现，都是国内练习生短缺的一种体现。
再加上，中国没有成熟运转的打歌节目，综艺、影视，甚至短视频、直播等行业的良好前景，也吸引着新偶像的加入。
多种因素下，中国偶像行业在过去几年走出了一条独特的变化轨迹。
首先，前端供给跟不上后端消耗，大量新公司涌入行业，行业失去平衡，经纪公司沦为平台的供应商；其次，当选秀出来的偶像不再通过原本的“唱跳”维持发展，而是可以通过综艺、影视更快速地走红。
因此，选秀节目的作用就发生了偏差，它更像一个提供曝光的窗口，而不是通往“偶像”的通道的其中一站。
甚至，市场和公众对“偶像”的理解也发生变化，偶像不再是日韩定义的“唱跳全能”的象征，不再意味着三四年的刻苦训练，而可能是一个人通过性格、长相等因素赢得大家喜欢。偶像是一种陪伴品，不与舞台能力直接相关。
因此，涉足“偶像”业务的公司从标准的偶像经纪公司向影视、综艺甚至MCN机构蔓延，传统偶像经纪公司开始寻找新出路。其中一些经纪公司如活力时代，则一开始就把自己的练习生发掘和培训业务同时向B端和C端开放，既培训自己的练习生，也帮其他公司做培训，自建更丰富的偶像变现渠道，降低对平台的依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