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图书走出去急需解决的痛点

持续的疫情，似乎放大了出版业一些潜在的问题，如选题的焦虑、市场的乏力、人员的流失、机制的不畅等。而关系到众多出版机构影响力的一个重要标志—出版物走出去，更成为了一大焦点和堵点，让前些年对中国出版物走出去持续持乐观态度的人，此时也难免心存疑虑。
近日，我看到来自业内媒体对中国图书走出去困境的一个有分量的分析。应当说，这个分析不是记者在那里拍脑门，或者是道听途说之后而得出的结论。是基于一个对国内73家主要从事走出去的出版机构的一个权威调查。这个调查显示：目前走出去的现状堪忧，近几年，国内出版机构从事海外出版及“走出去”业务的部门大多都有不同程度的变化，有的转做新媒体，有的人员分流转做面向国内市场的图书编辑，还有的职能弱化被并入总编室。只有少数保持原来的人员编制（或略有增加）和部门职能。

如今，持续的疫情，让中外出版人无法线下面对面交流，阻碍了与国外出版人思想碰撞、迸发创意的契机，新的合作难以达成。国际合作，尤其是版权输出受到疫情严重影响，出版社的市场化意识虽有所提升，但是，在海外市场上打得响的中国图书还不多。
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图书走出去面临四个制约因素：一是翻译书走不出去国门；二是走出去之后收益少，动力不足；三是译者资源不足，导致走出去的选题选择困难；四是缺乏本土化开发选题。
看到这个调研分析，我深感中国图书在走向世界几十年之后，再次迎来了发展历程中的痛点，如果相关出版机构和主管部门，不能迎刃而上，全力去解决这些难题，那么，中国出版业持续几十年的走出去的丰硕成果，很可能因为这几年面临的罕见的疫情因素而裹足不前，甚至会流于形式。因为，即使动用了政府资源和资金，走出去的图书也只是停留在表面，而没有走进去所在国家的读者手里，只是理论上、数字上的走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