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社会学开始谈情说性(12)

黄盈盈：
我们的文章是2009年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上的，之后收录在《论方法》。当时主要是从方法的角度去谈的，即伦理的考虑不仅仅是涉及道义，也是如何做一个好的研究的问题。直到现在，中国学界对于研究伦理的讨论依旧是缺乏的。前几年，北大的社会学博士冯军旗做了一项中县调查，当时引发过有关研究伦理的讨论。
冯是边挂职工作边做研究，关系到当地人如何升迁、资源如何换取、裙带关系如何攀附，等等。调查也遵循了我们说的硬性的研究伦理，对于敏感信息进行了匿名处理。但是，因为他当时是挂职，所以只要留心比对，是不难查出来被调查对象的真实信息的。加上他的研究做得挺好，经由媒体介绍也挺有影响力，于是就引发了有关伦理的讨论。我记得有报纸邀请学者，包括潘老师，写了文章来讨论、争鸣，其中也涉及职业道德、研究何为的问题。再后来，爱丽丝·戈夫曼的《在逃：一个美国城市中的逃亡生活》翻译过来的时候，涉及的伦理争议（包括信息的真实性、作者帮助吸毒者以及参与追查凶手等田野细节）也引起过中国学界短暂的关注，但是基本都没有持续下去。

《在逃：一个美国城市中的逃亡生活》，[美]爱丽丝·戈夫曼 著，赵旭东 等 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9年1月。
我和潘老师之所以会很早就关注这一问题，主要是因为性本身就是一个敏感的议题，与道德伦理紧密相关。你稍微有点心，在调查中不可能不触及。从学科角度接触到研究伦理，则是因为2000年左右开始的艾滋病防治项目。因国际合作项目的要求，当时有参加过伦理委员会（IRB）的相关培训。我在北卡社会医学那边的老师Gail Henderson（盖尔·亨德森）教授，就是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和工作的。
美国对于研究伦理的提出首先是在医学领域。上世纪40年代有一项著名的医学实验，叫做“塔斯基吉梅毒实验”。这一实验后来引发了相当大的丑闻，因为它没有为黑人研究对象治疗梅毒。所以，美国学界针对这起丑闻制定了各种伦理原则，这些原则又慢慢被纳入到社会科学的研究之中，延伸为只要是涉及人的研究就需要关注伦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