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社会学开始谈情说性(13)

我觉得并不一定要有类似美国的这种伦理委员会，因为它有它的问题，比如我所了解的一些规定和审批手续太过僵化与“保护主义”。我也不是说一定要有相关的学科建制/规范化，实际上我自己会很小心“建制”“规范”。一搞就容易坏。但是，伦理是一个学者需要自觉考虑的，也是需要被纳入学术训练之中的。我们最大的问题是，整体上连最基本的自觉和讨论都没有。
我自己在方法课上，会把伦理议题，尤其是一些灰色地带，拿出来跟学生讨论。比如，“小姐”出行之后，好不好追到人家乡去做访谈？知情做了，也同意了，之后后悔了怎么办？也鼓励学生在实践的基础上，切身地提出她们的伦理困境。比如，最简单，但是也是几乎每届学生都会提的问题：田野中，什么时候告诉别人，我在做研究？互联网时代，新的伦理问题也出来了：我可以只是匿名观察吗？我可以故意引发讨论，介入式地来做田野吗？还有，好不容易做了一个口述史，老奶奶也很支持，但是最后一次访谈想补问几个信息，碰巧儿女在，觉得敏感不让用，怎么办？等等。
研究伦理有很多有意思的内容，它不是那么枯燥、死板、限制性的。包括保护他人，当然也包括自我保护。它首先会触及你不能做什么；但其实作为学者，很多时候，更大的困境是：你能做什么。我们能带来的社会改变太有限了，所以我会跟学生说，不能实现的承诺不要轻易地给。我也认为智识上的启发本身也是伦理的／很有意义的。当然，这里还只是说到研究过程中与被研究者有关的伦理关系。总的来说，我们目前对于研究伦理、职业道德这类议题的讨论不是太多，而是太少。规矩太死不行，太没规矩也/更不行。
新京报：其实在媒体报道里，也存在类似的问题。比如有关性侵的问题，怎么判断当事人能不能聊，怎么聊？尤其是涉及未成年人性侵的问题。
黄盈盈：
在研究领域，这个问题也存在争议。有人认为，和当事人聊这些经历，本身会造成二次伤害，因为她被迫要去回想这些事情。但也有人认为，当事人把事情说出来，也可能是一种释放，能够获得一些力量。
我个人认为，它具有一种不确定性。它的结果不一定是破坏性的，或者说这类议题就不能研究。我记得台湾何春蕤老师写过一本书，叫做《性心情：治疗与解放的新性学报告》。她与八个不同背景、不同经历的女性坐在一起，开了多次工作坊，聊各自的性经历。其中也涉及部分性侵经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