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社会学开始谈情说性(16)

价值中立和价值关联涉及另一组概念：事实类知识和规范类知识。所谓事实类知识，就是要尽可能地把你想要了解的研究对象的现存状态描绘出来。它比较偏向实然问题，也就是这件事实际上是怎么样的，这件事是怎么发生的。规范类知识说的是它应该怎么样，是一个价值判断。比如，当你问到，什么是一个好的“性”，这就是一种规范性提问。这些划分，当然是一种理想类型，不可能非此即彼，但是就对话来说，当下依然有它的意义，不然很容易我说的实然，你批的应然，各说各话。
这里插一句，我现在还会单独再提一类知识，对策类知识。它跟事实类、规范类还有所不同。对策类知识除了对现实的把握与多维分析，对应然的追求，还要结合可行性，包括对当下制度与民间智慧的了解来探讨策略。这类知识，就与（良性的）社会介入有很大的关联性。这也是我在长时间就性/别议题有关的争论中逐步意识到的，我经常感到大家不在一个点上说话，但是却能吵得不亦乐乎。
中立还是关联，都涉及立场。如果我们把这里头的争论走个极端，一端是认为社会科学研究者就应该和自身的价值、立场割裂开来，研究者不应该代入自己的主观情感。这和实证主义、客观主义的脉络相关。而另一端是偏规范性的。这一类研究的价值立场会非常强。比如很多社会批判类研究、行动研究会强调价值的卷入，认为价值中立既做不到，也没必要。而价值介入可以对社会带来（良性）改变。

《社会学的问题》，[法]皮埃尔·布迪厄 著，曹金羽 译，拜德雅 | 上海文艺出版社，2022年2月。
但更多学者是处于这两端的中间某个状态。我自己认为，不是说研究者的价值不重要，他们对于社会的关怀或是想要带来的改变不重要，而是说作为一个社会科学研究者，你不一定说是价值“中立”，但是一定要认真去了解你关注的那些人群和现象的实际状况。某种情况下，需要悬置你的立场，进入现场。尽管事实不可能不掺杂情感、立场，但是事实类知识的提法依然会提醒我们这一点。
在我看来，这种对立场的悬置能力是需要培养的。你不能拿价值的立场判断先验地做出论断，而是至少要开放地进入现场，看一看是怎么回事，这些人自己是怎么想的，他们是怎样的一个生活状态；当然，在分析时，结合多维的信息与知识，你依然可以、也会形成自己的综合判断。实际上，你选择什么样的研究问题、你的理论旨趣、你会更容易看到哪些“现实”以及你最后做出的解释方向一定会带有你的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