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社会学开始谈情说性(17)

从这点上来说，我认为比较有意义的不是去争论我们到底要“价值中立”还是“价值关联”，而是我们要怎样去对待通常所说的现实或者真实，我们又要怎样去对待我们自身的立场（包括我们的阶层性、价值观、知识格局），而这两者之间又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
美剧《英文系主任》剧照。
新京报：我想起在之前的访谈中，你提到自己有段时间经常就“小姐”议题和人吵架。当你意识到这个问题之后，还专门写了一篇文章梳理自己的立场。
黄盈盈：
我自己很多时候都在试错。当我发现自己的立场过强了，就需要退一步。我在做“小姐”研究的时候，有过那么几年，的确很容易和别人在这个问题上吵架。其实对话是最容易凸显甚至重塑立场的。当年写硕士论文的时候，我自诩是一个分析派，也就是仅仅把我看到的东西给读者展现出来。随着各类对话的增加，妓权立场就开始起来了。这几年我更倾向于认为，研究实际是在田野和对话之中不断拉扯而成形的，包括和文献的对话，和不同人群的对话。而在对话之中，你会看到很多差距，包括认识的差异，也包括你所看到的现实与不同人的认识之间的差距，这时候就会逼迫你去想，“我”对这个事情是什么样的态度，我的态度何以如此。而即便是同样的田野材料，随着时空的延展、情境和语境的变化，当然还有自己的生活经验与理论的积累，我们的理解与诠释也会不一样。
在2017年我们自己举办的性研究研讨班上，我用了2万多字去梳理自己在“小姐”问题上的立场是如何形成的，包括在不同的阶段，我都是和什么情境、什么人对话。其中有一场对话发生在2004年。我在香港大学参加一个口述史方法的会议。我提交的论文是在田野的基础上做访谈，主要是以“小姐”研究为例。但好几个听众对我的提问都是：你对“小姐”的立场（到底）是什么。这也逼迫我去面对自己的立场，也让我进一步认识到，无论于我还是听者，“小姐”议题的道德性、价值立场，都无法规避。
但是，有段时间我意识到自己的立场太强了，一提到“小姐”，我就一定要为她们说话；别人一有质疑，我就炸毛。当然，为她们说话肯定是需要的，这在我看来是基本的研究伦理，但也要警觉自己的立场过强带来的问题，因为它很可能会绑架我看到的现实，限制我的视野，过于有选择性地运用资料。当然，很多时候也容易情绪化，不利于沟通与对话。在边缘议题研究中，我们多用有色眼镜来指称主流的偏见，确实很重要，也很必要；但是这种有色，也可以指向对被研究群体（或者说我们所立足的群体）的单一化、甚至美好化想象。这也是为什么我会说，作为研究者，需要对自己的立场有自觉，经常性需要跳出来看一看，多维地分析一下，保持学术研究应有的独立性与开放性。所谓现实和立场的关系不是二元的，而是一个度的问题，是一个需要不断拉扯与警觉的变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