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政协委员，全国颜体书法研究会会长李凤刚：颜体书法精神的千年影响(18)

在一定意义上讲，这些情义都是国家情怀的延伸，都是国情激流中迸发出的绚丽浪花。
廉政文化不是“苦行文化”。廉政文化的真谛是为大多数人都过上幸福、安乐、民主、自由的生活，不是像苦行僧那样越苦越好。为了实现这个目的，必须要防止特权阶层的贪腐堕落。防止官员贪腐，也不是倡导越苦越好，只是要求“君子需财，取之有度；君子有好，取之有节；君子有情，取之有操”。颜真卿、柳宗元、刘禹锡、欧阳修、苏轼都有诗酒酬唱的喜好，都有游历寻幽的喜好，都有访碑玩帖的喜好。柳宗元、刘禹锡还曾在接待场合多次喝酒过量。范仲淹曾因喝酒过量伤及肝肺，留下后遗症。苏轼还喜欢研究食谱，有“美食家”称谓。这些并没有影响他们廉洁从政、践行丰富廉政文化的美好形象。
廉政文化不同于廉政制度。广义上讲廉政文化尽管包含廉政制度，但二者有区别。制度带有强制性，廉政文化是一种内在的约束力，是一种思想观念的认同，是一种无需提醒的自觉、无需约束的自律、无需强迫的自愿、无需迎合的自悦。像王安石那样，心系变法图强，食肉不知其味，常人追求的吃喝玩乐、押妓纳妾，感官上的享受，对于王安石则认为是一种痛苦的罪过。在宋朝，押妓纳妾是法律制度允许的，在道德规范上也属约定俗成。五品以上官员少有不纳妾的，在世人眼里高官富翁不纳妾是一种不正常的现象。就连王安石的夫人都公开支持他纳妾，还亲自介绍到他身边一位妾女。王安石“自觉不就，不迩声色”成为轶事典故。王安石的政治对手司马光也是廉政文化的培育者。司马光在“众人皆以奢靡为荣”的大环境下，做到了“吾有心独以俭素为美”，并常以“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自警自醒。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唐纪篇里写道：道德是一种美事、仁义是一种快乐，所以虽然住茅草屋，睡泥土床，穿破衣服，吃粗粮食物，都不会因为生活贫苦而感到羞愧，却只怕自己挥霍过度，劳民伤财。受《颜氏家训》的影响，还专为下一代写了一篇《训俭示康》家训，成为廉政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司马光作为一代硕儒，颜真卿是他学习追慕的榜样。司马光编纂的历史巨著《资治通鉴》，用了较长的篇幅赞颂颜真卿的政绩功德，唐纪（755年—756年）三十三到四十九，用了十七个章节，超过了一些相国或帝王的记载，足见司马光对颜真卿的崇拜之情。王安石、司马光两个人政治出道相差三年，同朝为官，一个为变法而生、一个为反对变法而死。但两个人的出发点都是：为国为民。在治国政见上完全敌对的两位高官，始终保持住了廉政文化的一种底色，这就是廉政文化的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