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教士内部的礼仪之争，为何让康熙大怒禁教？看教皇禁令有多嚣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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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法争论结束以后，南怀仁取得了康熙帝的进一步信任和支持，康熙十年(1671年)，御书“敬天”匾额，悬挂在天主教中堂。

1、康熙帝与西方传教士的关系

康熙十三年，南怀仁制成一批天文仪器，陈列于观象台上，又撰写16卷的《新制灵台仪象志》，得到康熙帝的赞许：
“历法天文，关系大典，据奏仪象告成，制造精密，南怀仁殚心料理，勤劳可嘉，着从优议叙具奏。”

经过礼部和吏部的商议，正式授予南怀仁钦天监监正，加太常寺少卿职衔。康熙十七年，南怀仁又将汤若望的“二百年恒”表加以补充和修改，制成“二千年历”，共32卷，名日《康熙永年历法》，再一次受到康熙帝的嘉奖，本来吏部建议加一级，康熙帝认为“所议尚轻，着再议具奏”。
结果，又加一级，授南怀仁为通政使司通政使职衔。康熙二十一年，南怀仁因制造神威炮成功，再升一级，授予工部右侍郎职衔。
康熙帝不仅对南怀仁屡次加官晋爵，且在南巡中也常常接见各地的传教士。
康熙二十三年九月二十八日，康熙帝巡行到山东济南府，即派遣侍卫到天主堂，刚好传教士汪儒望已往江宁，没有见到。
同年十一月初一日，康熙帝南巡到金陵，遣侍卫到天主堂传呼汪儒望和毕嘉两传教士。
康熙帝到杭州时又接见传教士殷铎泽及松江天主堂的潘国良等人。当康熙帝由陆路至江宁，进通济门时再次接见传教士毕嘉和汪儒望两人。
随着康熙帝与传教士的频繁接触，禁教政策逐渐开始松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