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教士内部的礼仪之争，为何让康熙大怒禁教？看教皇禁令有多嚣张？(2)

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康熙帝下令：
“今地方官间有禁止条约内，将天主教同于白莲教‘谋叛’字样，着删去。”
白莲教是反抗清朝统治的民间秘密宗教，长期受到历代统治者的残酷镇压，康熙帝把天主教从“谋叛的白莲教”解脱出来，使天主教取得了合法的地位。
从此，天主教取得合法的地位和传教的自由，使一度受到挫折的传教事业又得到极大的发展。
到康熙四十年，全国各省已有耶稣会教堂206座，方济各会教堂24座，多明我会教堂6座，奥斯定会教堂4座。

2、礼仪之争

尽管康熙帝重用西方传教士，但是有一定条件和限度的。
一旦西方宗教冲击中国的皇权，威胁到清朝政府的专制统治，康熙帝立即改变态度，从允许自由传教转变为禁止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播康熙中后期的“礼仪之争”，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发生的。
对于在中国的传教方式，西方天主教内部历来就有不同意见利玛窦为了打开中国的大门，采取尊重中国文化传统的渐进方法而继承利玛窦的龙华民就主张采取激进的传教方法。

17世纪，其他修会传教士纷纷进入中国，使这场争论变得更加激烈，他们争论的焦点主要在四个方面：

其一，关于“GOD”的译名。

利玛窦在肇庆传教时，有一位青年始创“天主”的名称。利玛窦认为“天主”有主宰天地的意思，与天主教的创世主意义十分符合，于是采用“天主”的名称，甚至把自己的著作《天学实义》改名为《天主实义》。
后来，利玛窦进一步阅读先秦著作，发现在五经中有大量关于“上帝”和“天”的记载，于是，又提出“上帝”也就是天主，“天”是一位全知的主宰。这就把西方的造物主用“天”、“天主”、“上帝”来称呼。
但是龙华民等人坚决反对，他们认为“天”、“上帝”等只是一种义理，并不是天地的唯一主宰，他主张用拉丁文“Deus”的音译“坦斯”来称呼天地的造物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