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人访谈｜我爱故我在：从生命美学到生命哲学(6)

Q：其中的关键问题何在呢？
潘知常：影视等大众文化背后所蕴含的，是对于20世纪精神生产与消费的内在机制与文化异化之间的根本联系的深刻反省。
俄罗斯小说家叶甫盖尼·扎米亚金说过：“欧几里德的世界非常容易，爱因斯坦的世界非常艰难。然而，现在却不可能回到欧几里德的世界中去了。没有任何革命、任何异端邪说会使人感到舒适。因为它是一个飞跃，是对平滑的进化曲线的突破，突破又是伤口、疼痛。但这是一个必要的伤口：大多数人都在忍受着遗传下来的嗜睡症。不应该允许那些患有此病的人睡眠，否则他们就会进入最后的死亡之眠。”影视等大众文化的“世界”同样也“非常艰难”。这同样“是一个必要的伤口”。
这样，作为一个研究者，一个影视等大众文化的见证人，我或许更为关心的是在影视等大众文化中出现的全新的理论课题，例如个体的审美愉悦与社会的审美共享的矛盾，以及享受生命与提升生命的矛盾，物质消费与精神创造的矛盾，或许，更为关心的还有从文化的民主化走向文化的庸俗化这一困惑，然而，作为一个思想者，一个21世纪文化的同路人，我更为关心的则是影视等大众文化中出现的关系到20世纪文化自身的世纪课题。这就是：与精神生产与消费的内在机制密切相关的文化“优化”与文化“异化”，或者，在“非神圣形象中的自我异化”以及“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轻”之中出现的自由意识的抗争与失落、文化本身的逍遥游与安乐死。在这当中，真实的东西与虚假的东西并存，现实的追求与虚幻的梦想共生；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形式的合理性与实质的合理性激烈冲突……
更为引人瞩目的是：手段支配目的，形式合理性僭越价值合理性；美梦成真，甚至恶梦也能成真；闪耀着技术光芒的超前欲望汹涌而出，主体存在的精神基础分崩离析，自由的根本内涵一朝瓦解；没有了灵魂、没有了意义、没有了理想，一切只是潇洒、过瘾、开心；虚假的意识、消费的控制、颠倒的反映、欺骗的幻想、操纵的意图，欲望的叙事盛极一时；现实的矛盾、冲突都没有消失，但是被缚的普罗米修斯却不再反抗，而且在其中乐不思蜀……影视等大众文化因此而成为工具理性、形式合理性、手段、新的技术化的虚幻需要的合乎逻辑的延伸。
由此，不难看出：就对于20世纪精神生产与消费的内在机制与文化“优化”与文化“异化”的根本联系的深刻反省而言，影视等大众文化无疑是一个最为适宜的领域。
Q5.在新一轮的科技变革和社会发展中，中国文化可以做出怎样的独特贡献？为此，您对做好中国文化建设和传播工作有哪些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