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人访谈｜我爱故我在：从生命美学到生命哲学(4)

随之，《上海文化》从2015年10期开始，开辟了专门的关于信仰问题的讨论专栏。2016年，发表了著名学者陈伯海的《“小康社会”与“信仰困局”——“让一部分人在中国先信仰起来”之读后感》、著名学者阎国忠的《关于信仰问题的提纲》、著名学者毛佩琦的《构建信仰，重建中华文化的主体性》等九篇讨论文章。同时，2016年3月6日，由北京大学文化研究发展中心、《上海文化》编辑部举办的“中国文化发展中的信仰建构”讨论会，2016年4月16日，由上海社科院文学所、《学术月刊》编辑部、《上海文化》编辑部主办的“中国当代文化发展中的信仰问题”学术研讨会也相继在北京、上海召开。而在2019年出版的拙著《信仰建构中的审美救赎》（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中，对于“‘带着爱上路’的思路”更是做了集中的讨论。
因此，我对于“爱”的提倡确实是与咱们的上一次会议中我的对于“信仰”的提倡完全一脉相承的。
Q3.在您的文章《“以美育代宗教”的四个美学误区》中，您提到百年中国美学存在两种取向，一种取向是从蔡元培到李泽厚的实践论美学，存在着显而易见的缺憾；另一种取向则是生命美学。您认为这两种取向长期并存的原因是什么？“生命美学”是否存在其缺憾？
潘知常：在20世纪中国美学的发展历程中，存在着两条清晰的轨迹，一条是从梁启超到实践美学，一条是从王国维到生命美学。它们之间存在着根本的差异：前者关注的是知识世界，后者关注的是意义世界；前者关注的是知识论范式，后者关注的是人文范式；前者关注的是认识论意义上的知如何可能，后者关注的是本体论意义上的思如何可能；前者关注的是“真理”，后者关注的是“真在”；前者关注的是实践，后者关注的是作为实践的根本前提的生命。在我看来，生命美学发展前景远比实践美学广阔，因为生命美学不但可以在中国美学传统中找到知音，而且可以在西方当代存在主义——现象学美学中找到知音。至于中国20世纪的百年美学更是自始至终都是以生命美学作为主旋律的。生命美学的不足，在我看来，主要是在生命哲学方面开掘得还不够，还有较大的提升空间。全世界的哲学家，无论东西方，往往是从哲学走向美学，但是美学自己却没有意识到这一重大契机，没有及时走向哲学。
应当说，生命美学在这个方面有着更强的生命力，因为在审美本体化或者本体审美化以及立主审美的途径（直觉、体验、想象、隐喻等）是通向本体的最佳途径等方面，生命美学本来就是素所提倡。当然，这也是我在提出了生命美学34年之后，适时地逐渐把研究领域转向生命哲学的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