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人访谈｜我爱故我在：从生命美学到生命哲学(8)

由此，人类文化经过20世纪的艰辛努力，一方面消解了“非如此不可”的“沉重”，另一方面却又面对着“非如此不可”的“轻松”；一方面消解了“人的自我异化的神圣形象”（马克思），另一方面却又面对着“非神圣形象中的自我异化”（马克思）。这“非神圣形象中的自我异化”，这（发展到极端的）“非如此不可”的“轻松”，就正是新科技对人类精神的冲击的必然结果。
Q7.请从您的学术立场出发，为新科技时代的文化建设提供若干条共同价值观。
潘知常：我们应该从基督教的“博爱”、印度教的“慈悲”与中国传统的“仁爱”基础上加以提升。它意味着“以人的方式理解人”，意味着维护自由而且让人自由。一方面，它体现为“你要别人怎样待你，你就要怎样待人”的肯定性的“爱的黄金法则”，另一方面，它体现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否定性的“爱的黄金法则”。总之，它们不再是人们熟知的所谓“爱智”与“智之爱”，而是“爱的智慧”与“爱之智”。
我多年来曾经反复说，这是中国思想文化建构中的“大事因缘”，为爱辩护，构建呼唤爱、捍卫爱的新哲学，就是中国思想文化历程中的“大事因缘出世”。明清之际的王夫之曾自题座右铭云：“吾生有事”！其实，为爱辩护，构建呼唤爱、捍卫爱的新哲学也正是“吾生有事”！
赞 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