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特逝世四十年︱张巍卓：日常的中断与自我的关怀(5)

现代人没有了肉体的痛苦，但必须承受相互注视的代价。萨特再一次地对笛卡尔的“我思”做了倒转。当笛卡尔问自己如何判断窗外移动的帽子下是人，而不是幽灵或人造机器，他说要诉诸我思的判断，换言之，他人是要由“我思”来确定的，无论最终的依据是经验、理智还是意志；然而萨特强调，“我被别人注视”，或者说“我对我被注视的体验”先于“我注视别人”，被注视乃是被给予的（given），因而被动性比主动性更本原。
身体故而变得无比重要，因为有了它，我们才能和他人发生关联，介入我与他人共在的世界。不过萨特理解的身体根本不是一具有广延的肉体，而是弥散在世界里的、随着我对他人的感触、经验甚至回忆游走着的意象。或许这有助于我们理解现代社会作为“传染社会”的真相，病毒的传染、恐惧的渗透并非点对点的物理作用累加，毋宁说浮动于整个世界，即便相隔万里，我也能感到对方的身体紧紧地贴着我，他的恐惧环绕着我。萨特在《恶心》里写道，“我感觉到那个脏东西，恶心！它袭击了我”，就佐证了被动的这种感受。
现代人的难题，正是要在暴露于人前的羞耻和自我遮掩的安全之间求得平衡，如果人要突破这样的平衡，要么完全放弃自己，要么主动地操控他人，那么最后的结果必然是过把瘾就死。老实说，萨特思想的真正魅力并非在于解决了这个难题，从他和波伏娃一生情感实验里的种种波澜，便可以看出来，它的魅力毋宁说是对恶和失败的强烈感受，这是萨特作为一位法国文人的深刻体会。

萨特与波伏娃在北京，1955年。
接续中断的现象学分析，萨特对海德格尔“共在”的存在论做了独特的修正，这是法国的文明（civilization）传统与德国的文化（culture）传统的差异所在：“此在”或“常人”怎么能是无性别的呢？聚焦身体，就必然会发现性征的差异。当萨特说，性的态度决定了对待他人的原始行动，他的着眼点并不是爱情或性本身，而是探讨面对他人时的被动与主动、羞耻感与安全感之间失衡的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