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李修文：一场漫长的苦役(16)

作家的敏感让李修文寻到了反抗的出口，那就动笔吧，写下贫寒中的情义，诺言像奇迹一般展现，失魂落魄的人如何把日子过下去——中国人身上最值得肯定的东西依然在这个时代静水流深，像戏曲中的故事，也是李修文珍视的美。
不少人在阅读时都感到，李修文笔下的“人民” 积极和正面，给人以希望。然而，任何一个群体都有其复杂性，人性的缺陷会存在于每个人，李修文并不避讳。
“是的”，话锋一转，“但这个阶段，我选择对这些缺陷视而不见。哪怕狭隘，我也将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对这种狭隘进行自我赞美。”
他需要底气和暗示。人民鼓舞了李修文的存在，他在找依靠，找内心的确证，找一个可以蜷缩的阵营，写下他们，李修文可以确认，这个世界是值得一过的——起码，文学最终没有抛下他。
很长一段时日混在剧组，没有什么新作品能证明还是个作家，“但是就死乞白赖地留在这儿了”，留在作家的角色之中。李修文说自己像间谍，看起来都不在战场，一生中最大的功课就是漫长的等待，等待不知何时才会出现的新任务，等待文学想起他。
就像列夫托尔斯泰的那句话：“多么伟大的作家，也不过是在书写个人的片面。”比起找到文学，我更愿意说，写《山河袈裟》，李修文找到了迷失于文学的自我——重新热爱这个世界，重新具备了体察这个世界种种幽微之处的能力。
过去，李修文不认为自己一辈子都要写作，一直做影视也行。现在他越来越感受到，写作就是在山河里洗心，就是在神像前痛哭，“毫不夸张地说，它是我的宗教。”
当一个作家怀着信仰般的虔诚进行自我救赎式的书写，情感上的激烈与炙热化在笔端，很容易被解读为主观上进行了语言的美化和炫技，这并不是刻意为之。如同一盆烧得正旺的火，热度是最直接的力量，之后，会有火冷，火熄，火星子慢慢飞，直至归于沉寂。
《山河袈裟》出版后大半年，林东林收到李修文的信息，大意是对自己写作的警惕，警惕陷入一种既定的美学趣味，甚至美文式写作。
写下那些篇章，李修文近似于服药，镇痛，也有麻痹的风险。他要开始真正的功课——反思、自省，避免形成下意识的审美惯性，甚至写作惰性——“当年《滴泪痣》卖得好，我就写了《捆绑上天堂》，现在《山河袈裟》不错，我再写个复制品吗？”
“你是一个力求突破的人吗？” 我问。
“我容易厌倦，不希望每次重复做一样的事，你得心应手，没有挑战和改变，好像永远这样子就可以，就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