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维昭：演——一个明清小说学的核心理念(7)

《妙复轩评石头记》
除吴新登外，这几个人物都只是符号，他们的出现只因其相关寓意的需要，所以脂批说，这些人物的设置，是“随事生情，因情得文”，因故事讲述至此，需要几位奔走于贵族之家的寄生虫，便以“沾光”“善骗人”等设置此数人以及他们与宝玉的关系。
至张新之读《红楼梦》，则更是以人物符号性推演故事进程。他认为，《红楼梦》是在演绎《四书》《五经》：“政字演《书》，王字演《易》，合政、王字演《国风》。若贾赦之赦，邢氏之刑，则演《春秋》之斧钺也。至‘毋不敬’三字冠首《曲礼》，礼主春生，故东府之主曰敬，乃大有期望之意。奈其背敬叛礼，为造衅开端之罪首，遂至所出为珍，伦理澌灭矣。珍之转音通烝，即禽兽行上下乱之名，不必指定以下烝上。总一乱成《春秋》之大僇而已。”7
《红楼梦》人物的性格当然不仅仅是其符号性所能概括的，但其符号性以及符号性之间的关联却也表达了作家对人物本质和人物关系的认知与评判。
成功的小说总是能揭示或折射出特定的社会状态与情感思想。但小说的成功与否并不取决于是否直接再现这些关系。当小说家决定呈现他对社会关系的认识的时候，不同的创作理念将会对其呈现进行赋形。追踪摄迹的写实手法是一种赋形的形式，理念推演同样也是一种赋形的形式。

张竹坡评本《金瓶梅》
作为最早一部文人独创小说，《金瓶梅》对世情、对财色的丝丝入扣的描写，使这部小说成为明代世情小说的经典之作。
但张竹坡认为，《金瓶梅》的人物之命名、人物关系之衍生、人物系统之构成，乃是特定理念推演的结果，他说：“稗官者，寓言也。其假捏一人，幻造一事，虽为风影之谈，亦必依山点石，借海扬波。”8
他认为小说在本质上是一种寓言，依据特定理念“假捏”人物，“幻造”事件。“故《金瓶》一部，有名人物不下百数，为之寻端竟委，大半皆属寓言。庶因物有名，托名摭事，以成此一百回曲曲折折之书。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