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梭的启蒙尝试：以同情超越理性

作者=黄璇
来源=《社会科学战线》
卢梭认为，同情是“我们在看见有知觉的生物尤其是我们的同类死亡或遭受痛苦时产生一种天然的厌恶之心”。浓郁的怀古倾向决定了他不可能因循同时代的休谟与斯密的经验主义、功利主义路径来研究同情问题。因此，卢梭甘愿冒着成为启蒙大家庭弃儿的风险，抛开理性分析历史事实的方法，借助无比丰富的想象力另辟蹊径来探究人类同情心的起源，以求进行“了解自然的人的实验”。尽管卢梭并不是18世纪启蒙运动中唯一强调同情之重要性的人，但他的同情论常常被认为是冲击当时作为主流的理性精神的最有力武器。
一、卢梭反对“启蒙理性”
卢梭并不反对一般意义上的理性精神，甚至强调理性精神对人类心灵的发展十分重要。他说过，人们无论在哪都不应该惩罚理性或者说理。卢梭反对的其实是启蒙理性(enlightened reason)，即由启蒙哲人(philosophes)建立起来作为一切判断之最高标准的理性权威。
18世纪启蒙运动的理性精神，无论是被看作实践理性的确立，还是被看作技术理性的延续，都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局限性。卢梭不仅断定启蒙思想家把理性用错了地方，还清楚地看到了启蒙理性的局限：
第一，启蒙理性不只是知识上的拓展，也是怀疑精神的蔓延。一方面，这种怀疑精神使人们对其本来的自然面目产生了怀疑，而倾向于相信哲学家灌输给他们的以知识和智慧为名的教条，倾向于追捧能为世界提供确定性的科学技术，从而对人性产生了错误的理解。因此，卢梭不断强调自己的任务：“分辨出人的天性中，哪些是原有的东西，哪些是人为的东西，而且能很好地描绘现在已不复存在，而且过去也许根本就没有过、将来也永远不会有的状态”。另一方面，卢梭并不认可启蒙思想家的理性的怀疑精神能够把人们的心灵从对自然、对神的迷信中解放出来的说法。相反，他强调，正是这样的怀疑精神使人类的社会情感变得衰弱，容易陷入信念迷失的困境。
第二，理性不是人类的天性，因此，人们对理智之爱会弱于对其他自然事物之爱。尽管人们拥有获得理性的能力，但需要以理性来启蒙这个假设的成立，就意味着蒙昧才是人类的原初状态。这几乎是启蒙运动每一个阵营的思想家的共识。人需要外部力量如知识、经验等，来促使理性生成并发挥作用，但不可控的外部力量会造成它的不稳定性。当人们缺乏必要知识与经验时，理性就成为一种遥不可及之物。事实上，理性在启蒙思想家的思想脉络中受到一种决定论态度的支持。卢梭正是针对这种态度来批判启蒙理性的。他认为，人们过度依靠理性，就必然失去了自由的意志和过上自主而自然生活的可能。理性只适合用以建立一种人为的政治社会，而不适用于培养自然的习性与美德。这也是卢梭在彰显其自然思想的论述中，一直强调自然情感作为内心的良知是人们形成自由意志的主要动力，而在关于政治共同体的论述中，又以一种异常理性的姿态来建构心目中理想政治社会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