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开人权灰姑娘的面纱：科学权之科学福利权(11)

私营部门/商业企业是科学福利权的新增义务主体，其对科学福利权的义务主要是应以角色、能力与获益等要素来分担义务，且要与私营部门/商业企业的经济目标平衡。私营部门在科学技术进步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并应研究如何促进这一权利，更加注意以下主体的基本的科学福利需要：弱势群体和边缘化群体。因此，私营部门/商业企业在科学福利权的义务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确保在促进科学进步和人权方面相关利益得到平衡；采取措施防止和排除第三方使用科学技术损害人权，并确保保护受研究活动影响的人的人权。在科学福利权的义务履行方面，华为公司走在全球高科技公司前列。鉴于世界许多国家及人口被排除在数字世界之外，华为公司认为数字包容应该更加全面，因此，华为在2019年世界移动通信大会（MWC）上宣布了其数字包容计划，以解决数字鸿沟问题，致力于在远程区域和极端气候条件提供可访问数字资源，提高当地社区组织和国家数字经济的数字能力。
科学界的义务可以通过提高对科学福利权含义和意义的认识，理解其在科学行为中的应用，以及参与阐明这项权利的含义，来表明其对这项权利的承诺。整体上，科学界应明确以人权为基础的研究伦理框架，明确科学权也是可持续性的权利，旨在保护穷人和弱势群体不受市场驱动的科学技术泛滥的侵害。在采取以人权为基础的方法加强科学技术方案的效力的同时，反过来也是正确的——科学方法和技术加强了人权工作。换句话说，以人权为基础的方法不应仅仅被视为政策或科技创新的装饰道德维度，它们未来可以构成可持续的核心。[14]我国学者贺建奎严重违背伦理和科学道德基因编辑婴儿，打着疾病预防的目的，在现有的科学技术和安全性保障不成熟的条件下，将生殖系基因编辑应用于临床，蕴含巨大的未知风险。这本质上不符合以人权或权利基础的研究伦理框架，表面上是为了边缘群体艾滋病人的生殖权，实质上不符合《威尼斯宣言》中科学福利权的预防性原则，对人权的危害可能是不可逆的灾难：
维系人类社会的道德基础很可能坍塌（道德上晕头转向），人类在宇宙间的地位也会错乱[15]。科学界的科学福利权共识的推动，有赖于提高对科学福利权的科学认知，并积极行动，如2009年美国科学促进会（AAAS）启动了旨在赋予科学权以及科学促进人权的一项计划，从2014年起向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委员会报告科学权的实施情况，还有中国科学界支持公共资助项目研究论文开放获取的OA2020和开放获取S计划，这些也是科学界自身科学福利权义务明确的积极行动。总之，科学界要明确科研人员的社会责任，需求为科学和技术做出贡献的同时，不因科学技术的发展而侵犯人权或人的基本自由和尊严，并应主动接受与科学技术有关的人权影响评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