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开人权灰姑娘的面纱：科学权之科学福利权(8)

赫胥黎（Aldous Huxley）所认识到的，“应用科学实际上导致了私人资本家或中央集权国家政府控制的垄断行业的产生……应用科学首先为大企业服务，然后为政府服务，使现代极权国家成为可能。”[11]
后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会议（特别是威尼斯会议）直陈了这种规范张力关系：享有科学进步及其应用的福利的权利可能会与知识产权制度形成紧张关系，这是暂时的具有宝贵社会功能的垄断，应该按照共同责任进行管理为所有人谋福利，以防止不可接受的利润优先次序。知识产权制度阻碍人类关键问题的新技术解决，诸如食品、水、健康、化学品安全、能源和气候变化，需要引起注意。相关宣言和公约将科学福利建立在人权的框架上，而人权与知识产权两大元素存在着张力：人权与人的地位有关，是一种普遍性权利，其实施应特别根据其程度来衡量，以有利于那些迄今为止处境最不利和最脆弱的人；知识产权带有明显精英主义色彩，更多的是知识产权权益的保障，保护的是创造者和作者的精英利益。有鉴于此，有学者提出协调这两项权利的一种方法：采用公共利益方法进行知识创新和传播，重新考虑现在最高限度保护知识产权方法，探讨最低限度保护知识产权的优点，建立最低限度知识产权保护方法与科学福利权的一致性，防止在某种程度上剥夺个人享受科学进步成果的机会。
也就是说，应将科学的过程和成果理解为公共产品，其目的是造福所有人，而不仅仅是已经享有特殊权益的人。
（二）实现困境
科学福利权是一种享受科技进步及其应用福利的权利。但科技进步，并不代表科学福利的共享，前已述及规范上存有获取科学福利与对保护知识产权方面的冲突，在实践上还有更多的不确定性。如《威尼斯宣言》所总结的：科技进步，在粮食领域提高了作物产量，但扩大了贫困农民与大规模农业的差距，从而影响食物权；医学的进步治愈了更多的疾病，但在市场的作用下，最终却影响了健康权；信息和通信技术的进步扩大了“数字鸿沟”，各国在科学可获得方面存在重大差距。而农业、医疗保健和信息通信技术领域，却是最依赖科学进步的发展领域。
科学福利权的实现困境表现在以下两方面，一方面，科学领域的利润和市场优先的逻辑，在科学研究强国极为盛行。前已述及，科学福利权之所以被称为人权，部分原因在于科学不应完全甚至不应主要由市场力量控制，要以为人类服务为道德基础，追求利润并非科学主要目的。但从20世纪八九十年代，利润动机越来越多地进入科学领域，现代的科学，越来越像一个企业的业务，深受经济力量和金融力量的操控，商业化的侵蚀让科学家越来越单纯追求自主知识产权，以知识产权的名义忽视公益事业，人权逻辑让位于商业逻辑，科学理性中的“普遍理性开始让位于实证理性（工具理性）”[12]。科学商业化引发的一个重要问题是科学信息的垄断，例如现今基于市场和利润回报的考虑，在很多科学领域，尤其是生命科学领域，一些科学家有选择的发表科学成果，或正在推迟出版并扣留数据以确保知识产权，保护投资者的资源回报率，这种科学的盈利能力及其对经济竞争力的考量，让科学话语权旁落为市场经济主导，影响科学进步发展和科学福利的共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