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明：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保护法益的检视(10)

这里还需要特别提及的是被遗忘权。所谓被遗忘权，强调的是信息主体有权要求删除信息收集者、处理者和利用者已经持有的个人信息。笔者认为，被遗忘权所涉及的行为也主要是第三方的收集行为。因为要求第三方删除所持有的个人信息，就是反对第三方对信息的保有，明确应对先前收集行为所造成的结果予以修正，第三方即使未予以删除，也并不意味着其滥用公民个人信息。更为关键的是，如果将被遗忘权纳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所保护的个人信息权中，既可能使公众丧失对相关信息知情的权利，也可能使得言论自由受到限制。并且，正如上文所分析，在当前技术极速发展的背景下，使个人信息在互联网完全消失的可能性近乎为零，因此，如果认为第三方未删除已经持有的个人信息的行为可能构成犯罪，则将直接导致第三方拒绝收集个人信息，以免承担相应的民事、刑事责任，进而不利于产业的发展和技术的进步。
至于滥用行为的范围，根据刑法第253条第1款的规定，主要指的是非法出售、非法提供、窃取或者以其他方法获取的行为。但这里涉及的一个问题是，窃取或者以其他方法获取的行为是否属于滥用行为？从语义上看，窃取或者以其他方法获取的行为属于收集的一种方式，而并不涉及滥用。但笔者认为，窃取等行为的目的多是为了滥用，例如利用所窃取的个人信息实施诈骗、敲诈勒索等活动，因此可以认定窃取等行为也属于滥用。不过，这里有一个前提条件，即必须是通过窃取或者与窃取相当的方式收集个人信息。而根据2017年6月1日开始施行的《关于办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4条的规定，购买、收受、交换等方式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的行为属于“以其他方法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这意味着不需要达到与窃取的法益侵害性相当的行为，也会导致对公民个人信息的滥用。
对此，笔者并不赞同，对“以其他方法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的解释应当以极有可能造成对个人信息的滥用为准。
同时，笔者认为，仅将上述行为纳入滥用行为的范围显然过窄，滥用的行为还应包括非法使用、加工、传输、公开等行为，这些行为同样造成了对公民个人信息权的严重侵害。并且，从与民法典第1034条衔接的角度，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所针对的行为也不应当仅限于现有规定的行为。《关于办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3条将通过信息网络或者其他途径公开个人信息的行为，基于“举轻以明重”的法理，即向特定人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的行为属于“提供”，向不特定人公开的行为更应当属于“提供”。这一解释值得称赞，认识到对滥用行为的刑法规制还不充分。但是，对于非法适用、加工、传输的行为，刑法和司法解释并未作相关的规定。因此，从加强对滥用公民个人信息行为刑法保护的角度，未来可行的方式仍然是通过立法修正的方式将非法使用、加工、传输、公开的行为作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行为方式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