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的荼毒现象：恶批莫言网暴贾浅浅(13)

无论什么大众化的需要及理由，都不能否认文学是专门的学问，就像哲学一样也有大众化的需求，太多不真关心文学的读者包括混饭吃的评论家没有“吃透”莫言作品的“非时政、非现实、非道德”的文化超越性，专门理解其为“反时政、反现实、反道德”的实用性结论，完全偏离了文学的人本性、虚构性、呈现性的实质。还有一种线性观点是，作家作品与其人格是绝对统一的，这是自以为完美无缺的专制主义时代的一元化捆绑，即书写光明美好的事物那么作家的人品也是好的，书写黑暗丑恶的事物那么作家的人品也是坏的，即必须让时政的真善美战胜指定的假丑恶、“正”能量战胜“负”能量，以这种钳制人性的愚昧公式，误导扼杀了作家的创造力和文学的丰富样态，要求作家作品与其人格强行一致起来，哪怕是装着统一起来，以蒙蔽社会和受众来维护专制文化。
有时候，文艺家是文艺家，作品是作品。一个人格邪恶的纳粹分子从事绘画，未必画的就是邪恶的画面内容，可能是艺术性很高的生活场面及自然风景；即便是做过汪伪政权教育重臣、投身日本侵略者的周作人，也是文化闲淡人格与政治倒戈人格双重双向而行，其泛文化的观点文集《秉烛谈》《风雨谈》在文思文采方面，无愧于新文学运动的先驱质地。当然，作家的高尚作品与高尚人格融合为一体，尤为值得肯定，这方面的例证古今中外举不胜举。必须明确指出，这些高尚作家的高尚作品未必是选择性书写那些表面光、模样美、舒适性的人间事物，例子很多，比如杜甫(《三吏》《三别》)、白居易(《长恨歌》)、苏轼(《山村五绝》《许州西湖》)、施耐奄(《水浒传》)、吴承恩(《西游记》)、莎士比亚(五大悲剧)、曹雪芹(《红楼梦》)、歌德(《浮士德》)、吴敬梓(《儒林外史》)、司汤达(《红与黑》)、巴尔扎克(人间喜剧)、波德莱尔(《恶之花》)、契科夫(《装在套子里的人》)、托尔斯泰(《安娜·
卡列尼娜》)、李伯元(《官场现形记》)、吴趼人(《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鲁迅(《狂人日记》《阿Q正传》)、乔伊斯(《尤利西斯》)、贝克特(《等待戈多》《没有名字的人》)、加缪(《鼠疫》《局外人》)、萨特(《恶心》)等等，他们的书写拒绝着苍白的表面光、模样美、舒适性，莫不是在介入反思生存困境、民生国运和社会异化，作品富含人性批判和现实批判。即便是魏晋之风下的遁世闲淡的竹林七贤(诗文著作)，归隐田园的陶渊明(《陶渊明集》)，其作品和行为所蕴含的也都是不为现实势力压服、不为五斗米折腰的社会反拨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