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非洲为方法：非洲文学与思想的转身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冷战最终落下帷幕，新自由主义渐成全球思想界的主流认知，借着西方新一轮以产业转移与资本输出为特征的全球化潮流，西方思想理论体系在第三世界国家长驱直入，冲击了在地的知识、思想与理论体系，西方百年间次第登场的各种“主义”学说骤然间以共时的状态蜂拥而至，直教人眼花缭乱、应接不暇。第三世界的批评家们很大程度上在理论操演的旋涡中难辨方向，他们沉醉于所谓“世界主义”的潮流之中，当然也惯于“以世界为方法”，不过，这个作为方法的“世界”只是欧美等西方世界，这个世界排除了拉美、非洲等丰富多彩的地区，甚至没有中国自己。当他们以此狭义的“世界”为方法或标准，作为观察对象的另一“世界”的文本就出现了去历史化的趋向，也即这些文本的内在肌理及相关政治、历史和文化的内在理路被简化或抹平了。批评家看到的非洲好比乔瓦尼（Giovanni Strazza）手中《蒙着面纱的贞女》（The Veiled Virgin），隔着烟笼薄纱，不能得见其本来的颜色。
最近，非洲作家古尔纳斩获了诺贝尔文学奖，这自然会牵引知识界把目光投向非洲这片熟悉又陌生、古老又年轻的大陆。不过，值此中国逐渐崛起、西方危机不断的变局中，我们的知识界、学术界该以何种姿态面对非洲？非洲的知识与思想于我们究竟意味着什么？尤其在方法论意义上，我们应该如何重访、重审与重新检讨20世纪与非洲的文化交往？这是本文所要面对的问题。
一、为何以非洲为方法？
前年，本文的作者之一两度受命作非洲文学的专题讲座，核心论题是“问题殖民”，即外语领域（尤以文学为甚）的相关研究长期在西方同行设定的问题（乃至理论方法与思维路径）中亦步亦趋，不敢稍越雷池，当然，所谓“设定”未必皆是外来的压力，有时或也呈现为处于弱势者的“自我设定”。应该说，大规模以西人为师，是晚清国变之后朝野上下共有的转变，士人渐弃以文野定高下的旧认知，转入以强弱论短长的新思路。在进化史观与文明等级意识的支配下，非洲文学与思想本身似不足以引起我们的关注，不足以构成学术研究的重要对象。根据季羡林先生1959年所作的统计，五四运动四十年来非洲文学在中国翻译出版的仅有4部作品：1952年出版了埃塞俄比亚的《怒吼》，1955年出版了尼日利亚的《非洲民间传说》，1958年出版了喀麦隆的《非洲，我们不了解你》，同年还有南非的《一个非洲庄园的故事》【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