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非洲为方法：非洲文学与思想的转身(5)

“以非洲为方法”并非是沟口“作为方法”一论与中国非洲文学研究的机械拼凑，而是基于亚非革命史的相关性，以此作为“以非洲为方法”之论的历史基础，贴近非洲这一思想和行动主体，对非洲思想萌芽与发展的脉络进行再历史化，以审视我们自身的（非洲）文学研究。1905年，中国第一个规模较大的革命党——国民党——的创始人孙中山，在日本发表了影响深远的论述，强调中国革命的重点在于反帝国主义和反专制，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1928年，中共党员施存统（后加入国民党，并成为该党左派的重要人物）在《中国革命底理论问题》开篇便指出，中国“一切被压迫的民众……都要求一条解放的出路”。他指出，世界革命（中国革命也在其中）包含两个部分，一即西方的无产阶级革命，一即东方的民族革命。1955年，周恩来总理在万隆会议上强调，亚非人民在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运动中分享着共同的历史经验和革命要求；
1950年代，毛泽东主席将“阶级”之类的概念运用于全球情势，在“国际资产阶级”与“国际劳工阶级”之间，划出一个“中间”地带【9】。1974年，毛主席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时，正式提出了“三个世界”的判断，称日本以外的亚非拉国家属于“第三世界”，强调这些国家有着共同的历史经验。
整个1950年代期间，中国与非洲的文化交流从无到有，逐渐热络起来。1958年9月10日，中国、印度、喀麦隆、苏联、日本等10国的作家相聚在塔什干，通过了两项议事日程，大致内容为：肯定亚非各国文学与文化的发展，及其在反帝反殖、为人类进步、民族独立、保卫自由与世界和平的斗争中的作用；亚非各国人民文化的相互关系，及其与西方文化的联系。1961年3月30日，亚非作家会议紧急会议在日本东京落幕，会议通过了《东京会议公报》。大会主席、日本作家石川达三发表闭幕演说，呼吁亚非作家要为“我们的人民”指出自由、独立和繁荣的道路。《公报》对当时的国际形势做了判断——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集团一方面控制并奴役亚非国家，一方面积极准备第三次世界大战，呼吁亚非各国人民，首先是亚非各国作家们亲密团结、互相支援，以达成共同的独立目的和解放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