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非洲为方法：非洲文学与思想的转身(7)

20世纪60、70年代，非洲大部分国家刚从殖民统治中独立，各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正经历一个严峻的转型期，而寻找一种新的个人或国家身份，以及本国在国际关系中的位置，是这个时期的突出特点。对此，非洲知识分子摩拳擦掌，纷纷寻求变革之法，以建立一个新的社会和新的非洲。为实现改革目标，他们迫切需要一种相异于殖民者意识形态的“新”政治哲学，以帮助非洲理解和解释自身的历史经验，并获得一种合法性，而全球范围内社会主义运动的蓬勃发展为非洲的“新”政治哲学提供了一个参照。另外，泛非主义运动取得的成果也为社会主义在非洲的传播提供了可能。部分知识分子提出将“非洲社会主义”作为政府经济和社会政治发展的目标。加纳的恩克鲁玛（Kwame Nkrumah，首任加纳总理及加纳总统，是非洲独立运动领袖，泛非主义主要倡导者之一）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摆在他们面前的问题是，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又是“非洲的社会主义”？非洲传统习俗和信仰中早就包含了西方思想观念中所谓“社会主义”的核心理念，如“集体所有制”（communal ownership），又例如，社群中尽管存在贫富差距，但这种差距不显著，且并非是由阶级所造成的【12】。知识界开始从非洲本土观念中吸收可取的思想资源，创造性地发展出一种有别于西方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非洲的社会主义价值观。可见，所谓“普世”，不是西方世界幻想足以强加给全世界的模糊概念——如革命、自由、民主等——而应该是一种不带偏见、经由具体历史经验在地化后的观念。即绝对的普遍化是不存在的，需经由相对化的转换，形成可资利用的思想资源。
就文学理论而言，卡罗尔·博伊斯·戴维斯（Carole Boyce Davies）【13】曾提出，相较于西方女性主义，非洲女性主义的涵义还包括与男性并肩战斗，以摆脱国外统治的枷锁与欧美的剥削这一层面。非洲女性的困境并非简单的“男权/女性”对立，她们面对的还有殖民压迫或是非洲女性自身的思想禁锢。事实上，这也是殖民主义、新殖民主义及其伴随的贫穷和无知的产物。因此，莫拉拉·奥昆迪佩-莱斯利（Molara Ogundipe-Leslie）用“斯蒂瓦主义（Stiwanism）【14】”代替西方的女性主义，讨论关于非洲妇女参与非洲当代社会和政治变革的问题，将其与西方的姊妹区分开来。非洲的批评家和理论家通过具体运用生长于西方思想脉络的理论资源，经过本土化，使其在非洲落地生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