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非洲为方法：非洲文学与思想的转身(6)

1961年东京亚非作家会议鉴于亚非革命史的相关性，我们可以越过西方理论与思想的媒介，与非洲文学直接建立对话关系，那些因不符合西方理论预设、而遭到扭曲与否定的文学与思想现象，或可作新的理解与阐释。“非洲文学之父”阿契贝（Chinua Achebe）曾提到，西方的“为艺术而艺术”论者常批判非洲文学因过于鲜明的政治诉求而致使文学性大为折损。事实上，集文学性与政治性于一身的口头文学，在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中更能够获得共鸣。“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中国学者发起民间歌谣的征集活动，文学界开始注意到民间的口头文学，认为民歌应该成为新诗的发展方向之一。20世纪50年代末，毛泽东发起以民间口号与歌谣为搜集对象的“新民歌运动”，并提出“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手法，由此成为影响中国文艺创作“两结合”的美学信条。
革命文学从中汲取民歌的语言、人民的语言，政治征用艺术手段，以表达创造新的文化形式的渴望【10】。与此相仿，20世纪60年代安哥拉的新式“现实主义”诗歌，是参与实际斗争的结果，所表达的哲学不再基于抽象的理念。在集体精神的感召下，此阶段的安哥拉诗歌所采用的意象和语言直接与革命、劳动相关，作家转而面向民众发声，最后投入了一种“战斗的文学”，呼吁人民起来为民族的生存而战。“解放诗歌”如同解放歌曲，意在争取民众支持，对受众的实际效果可谓立竿见影。这个时期诗歌的焦点不再是压迫者，而是武装解放斗争的进程，以及成了历史主体的民众。在此意义上，非洲“诗”的哲学在与欧洲“诗”的哲学发生深度关联的同时，也保持着自身的个性，打开了个性开放自身的可能。此外，钟敬文先生也曾在《晚清革命派作家对民间文学的运用》中发现口头文学的社会力量：
“采用各种民间的文学艺术形式，像地方戏、弹词、歌曲、短谣、寓言、笑话、说书等，去揭露清廷的黑暗，控诉外人的侵略，宣传资产阶级的民主、理想，鼓吹资产阶级的革命运动”【11】。这与将表演性与革命性相结合的非洲诗歌具有可观的比较意义。加纳小说家阿伊·克韦·阿尔马赫（Ayi Kwei Armah）指出，“革命”和“共产主义”是一种普遍存在的概念现象，“革命”在非洲历史上不计其数，这些革命运动的“现象与理想、革命与共产主义都有着源远流长的历史”，西方世界却企图给“革命”和“共产主义”贴上自己的标签，将其作为19世纪西方帝国主义思潮的另一种表达方式。若以非洲为方法，透过非洲这副眼镜“批判”过去以欧美为中心的“世界”，对于“革命”、“共产主义”等曾被视为普世的概念，在谈及社会、经济和政治结构的革命性变化时，都将结合个别历史经验重新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