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非洲为方法：非洲文学与思想的转身(4)

恩古吉“没有非洲的非洲研究”还出现在冷战结束后的全球思想格局之中。如果我们重访20世纪80年代末苏东剧变后的欧美思想界，或许能够发现“历史终结论”是两极格局解体后各方逐渐共享的认知，这集中体现于福山的《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这部划时代之作所激起的热烈反应，他的“历史终结论”所表征的新自由主义——即经济领域的自由市场政策与政治领域的自由民主制度——形成了一股强大的思想潮流，其影响历久不衰。这倒不是说福山的“历史终结论”准确预测了历史的走向，实际上，时过境迁之后，历史似乎并未如他所愿“终结”于西方的社会制度，他本人后来也对书中的论述作了一定的修正（尽管未见根本的改弦更张）【8】；但我们也不得不承认，这一论说彼时的确符应了冷战后全球思想的潮流。与之相伴随的是上世纪80年代末以来，以西方左翼的后殖民批评为代表的解构主义理论统摄了我们的非洲文学研究。
换句话说，非洲历史与现实中波澜壮阔、千变万化的革命与斗争经验被彻底文本化了，蜕变为“解构”“颠覆”“挪用”“戏仿”“异化”“逆写”等语言游戏。西方的“后”学在一定程度上是西方左翼运动陷入低潮后退守大学校园和知识领域的结果，是一种退而求其次的抵抗策略，在西方特定的历史时期自有其合理性，可一旦成为第三世界知识界的思想议题、理论方法，或许就沦为某种思想的桎梏，这或许是20世纪思想运动中“置换”政治的余音。由此而来的非洲文学研究，是将西方作为理论的来源，把非洲看作素材的出处，非洲的经验如果没有西方的理论体系的加工，就不能知识化，不能成为可供研究、可供借鉴的思想产品在全球流通。因此，这种“没有非洲的非洲研究”根本的兴趣点，并不在非洲本身，而在于西方，也即我们的非洲研究可以不与非洲的历史与现实生出干涉，但绝对不能自外于西方的思想学术风气之外。
这其实一定程度上延续了“国际统一战线”时期“以世界为方法”的路径，但也有所差异。新自由主义时代，中国的非洲文学研究不仅是“没有非洲的非洲研究”，也是“没有中国的非洲研究”，也就是说我们的非洲文学研究中是没有“中国”意识的，因此基本游离于中国的思想与知识语境之外。“以非洲为方法”，就是要把非洲的文学、思想与理论作为平等的主体，非洲不仅是我们观察和研究的对象，也是我们用以思考非洲问题、中国问题、西方问题的思想资源，并由此将西方的知识形态相对化、也把我们自身相对化，构建真正意义上人类思想与知识的命运共同体。二、非洲以何为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