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非洲为方法：非洲文学与思想的转身(3)

其实，以沟口的逻辑看，戈宝权从迪奥普处所闻传入非洲的红军故事与领袖著作，何尝不是解释他接近非洲文学的动机所在呢？戈宝权与参加塔什干会议的其他中国代表团成员相仿，在他们的论述中，鲜有对非洲文学的具体鉴赏和分析，甚至未必读过多少非洲作品。如戈宝权的文章名所示，既身处社会主义阵营、又着眼于亚非拉“中间地带”的中国参与塔什干会议的动机，多属“播下友谊”，也即文学会议不过是另一条反帝反霸甚至反修的统一战线。萧山、杨朔两位作家所强调的，也是“中国作家的国际义务”，与亚非拉作家一起“结成广泛的统一战线”【6】。没有非洲的非洲研究，依照沟口的说法，就是“把世界作为方法”来研究非洲，就是要以非洲之外世界的标准来衡量非洲。沟口所谓的“世界”，就是“作为标准的观念里”的“世界”、作为“既定方法”的“世界”【7】。
如果沟口的“世界”归根结底就是“欧洲”，那么塔什干会议上，“统一战线”就是中国代表团用以衡量非洲文学的“世界”。诚然，第三世界统一战线是全球解殖反帝运动的重要武器，是中国创造新的国际空间与舞台的重要策略，其历史合理性和进步性毋庸置疑，不过就非洲文学本位言，这一认知取向或多少有代他人立言的弊端。戈宝权所谓红军故事与领袖著作鼓舞非洲人民的说法，萧山、杨朔所谓中国反帝的文学艺术极大鼓舞了亚非人民的判断，皆属过于以中国为方法而代非洲立言的做法。至于非洲文学受中国革命理论与实践的影响，当属不争的事实，但熟悉非洲文学者都应清楚，这样的影响实际相当有限。就深受上世纪全球社会主义运动影响的肯尼亚著名左翼作家恩古吉（Ngugi wa Thiong"o）而言，在其涉及肯尼亚土地自由军（又称“茅茅”）山地游击战争时，会提及“中国将军”（General China），这或为肯尼亚农民革命受中国革命影响的痕迹，不过这类影响在非洲现代文学中仅为凤毛麟角，非洲现代文学的很多主题无法被“收编”在“统一战线”的叙事中。
因此，如不能做到“以非洲为方法”，非洲则必然成为外部世界“各取所需”的对象，只能是被动的被观察对象，不能成为能动的思想主体，也就是，当我们思考中国与世界的时候，非洲很难作为一种介入性和批判性的思想资源进入我们的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