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非洲为方法：非洲文学与思想的转身(2)

作家萧三参加了第一届亚非作家大会之后坦言，尽管中非交往历史悠久，但“文学作家的来往，肯定说，是不曾有过的”【2】。这些都说明长期以来，非洲文学在中国知识界是相当边缘的认知。从可见的资料看，我们对非洲文学的兴趣大多源自某种外部的力量，或出于我们特定历史时期的地缘政治战略考量，或由我们对西方相关研究的兴趣而来。
1958年10月6日，时任国务院总理的周恩来向苏联塔什干发去电文，祝贺亚非作家会议开幕。“亚非作家会议的召开，标志着亚非人民团结友好、文化交流、保卫和平事业的进一步发展，谨致热诚祝贺。”由这份电文可见，所谓“亚非人民团结”即指作为政治概念的“第三世界”的团结，也即上世纪50、60年代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为在美苏两大阵营的挤压中维护国家主权与安全而发现与维护的“中间地带”。而“保卫和平事业”，即通过维护国家主权，保持独立自主的政治地位与外交路线，以维护世界战略均势的格局，从而为中国自身的安全与发展赢得较宽松的外部环境。因此，作为一种“文化交流”，以亚非作协为组织形式的第三世界内部的文学往来与运动，是在政治上维护亚非团结、保卫和平事业的积极因素与手段之一。这是我们理解那个时期中国的非洲认知的基本背景。
著名翻译家戈宝权参加了塔什干的亚非作家会议，《在塔什干播下的友谊》一文中，他提到了“喀麦隆的班加明·玛蒂普、塞内加尔的马季赫穆特·迪奥普、安哥拉的马尼奥德安德拉代”等非洲作家，因为是初次见面而感到“更加高兴”。不过，尤其使戈宝权等高兴的，是从迪奥普口中听说“中国红军长征的故事与毛主席的著作怎样传到非洲并鼓舞着非洲人民的心”【3】。如何理解戈宝权的这番话呢？这里就要引入日本著名思想家沟口雄三的论述。沟口论及日本对中国古典的兴趣，并非以中国为触媒，而是“源于日本内部的状况和心情”【4】。沟口认为这是“没有中国的中国阅读”，因为“摄取中国文化的动机完全来自于日本内部，……所以日本化的程度也相应较深”【5】。那么，戈宝权对非洲文学的理解，是否某种意义上也是没有非洲的非洲阅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