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非洲为方法：非洲文学与思想的转身(8)

在非洲文学史与思想史的长河里，这样的案例俯首皆是，而恩古吉所谓“将我们联系在一起的纽带”，尤其值得我们注意。那些诞生于革命历史经验的文艺思想，沿着这些纽带，现已成为文学文本或其他艺术作品的创作源泉，在广大的亚非拉流传，为我们观看世界、洞察新的地缘政治关系提供了另一种视角。
三、如何以非洲为方法？
1973年9月6日，亚非作家协会在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举行莲花国际文学奖（Lotus Prize）颁奖大会。会上，肯尼亚作家恩古吉发表了获奖演说。演讲伊始，恩古吉以阿拉木图的自然景观引入哈萨克人民抵抗外敌侵略和对抗沙皇封建压迫的历史，同时指出，尼安达鲁瓦山脉也同样书写了肯尼亚爱国主义战士同英帝国主义浴血奋战的篇章。在恩古吉看来，亚非作家会议授予自己莲花奖，实际上也表彰和肯定了非洲人民的反帝反殖斗争，因为他的文学创作表征的，正是那些爱国主义战士在斗争中展现的如史诗般恢弘的革命力量。莲花文学奖史上一个个杰出的亚非作家——如南非作家亚历克斯·拉·古玛（Alex la Guma）、马塞利诺·多斯·桑托斯（Marcellino Dos Santos）、野间宏（Hiroshi Noma）、索诺恩·乌德瓦尔（Sonomyn Udval）、奥斯曼尼·
塞姆班内（Sembene Ousmane）、安东尼奥·阿戈斯蒂纽·内图（Agostinho Neto）等，以及他们的文学成就，理应被亚非作家、甚至亚非各国人民铭记。在演说发生的此刻，恩古吉显然有意创造一个可以想象的亚非共同体，而将这一“想象的共同体”联结起来的，正是那种革命历史经验的相关性。
然而，欧洲的种族主义、殖民主义以及教会学校，却扭曲了亚非各国的历史，就连欧洲最优秀的思想家——如休谟（Hume）、卡莱尔（Carlyle）、古斯塔夫·勒邦（Gustav Lebon）、弗劳德（Froude）以及黑格尔，都是谬种的流传者，扬言“我们”（亚非拉，即欧洲殖民者口中的“他者”）是一个没有历史、毫无可取价值观的民族。借由种族主义文学以及殖民教育，他们反复给“我们”灌输这样一种思想：欧洲是宇宙中心，是普世价值和文明的源泉。他们以文明教化（civilizing mission）的名义，破坏了“我们”的舞蹈、语言、歌谣、诗歌，一切属于“我们”民族文化的东西。幸运的是，再多的火药也不能压制一个民族的创造精神。从“我们”中间，从人民中间，新的普罗米修斯诞生了。他从神的手中夺取烈火，照亮了解放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