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天纲：江南文化与欧洲世界(13)

欧洲人对上海记录得很清楚，虽有误计，但并不是想象，更不是萨义德式的“凝视”（gaze）。
《利玛窦中国札记》对上海人的描述也很有意思，他们说：“这里的人，特别似乎城里人，都非常活跃，不大稳定，头脑聪明，出过很多学者文人，因而也出过很多大官。他们从前身居高位，现在退休后都很有钱，居住在富丽堂皇的府邸里。”（第598页）上海有“潘半城，徐一角”的传言，“府邸”这一条是指潘允端“奇秀甲于东南”的“豫园”，不是徐光启宅。另外，欧洲人发现上海人“头脑聪明”却“不大稳定”，说的应该就是“精明”、“头子活络”的意思，《上海县志》里的说法是“民风浮华”。耶稣会士不是笼统地说“国情”，他们记录的民俗已经下沉到县一级，说的是对的。开埠后，英、美商人真的就发现上海人勤奋、动脑、实惠、性格温和，不排外，还喜欢做生意。
欧洲人还发现，上海是长寿之乡。“这里天气温和，可以说明何以这里的人要比国内别处的寿命更长些。在这里，人们不以六十岁为老，有很多人到八十或九十，有些甚至活过一百岁。”（第598页）这一条观察又是很仔细，比一般的游记准确多了。上海人确实长寿，2019年平均预期寿命达到83.63岁了，全国第一，世界领先。长寿有很多因素，经济发达、文化和谐、地理环境、医疗条件都是重要的，江南宜居，名不虚传。还有一条观察也是可以核实的，《利玛窦中国札记》提到上海“每年向国库上交十五万金锭税款，是以同等价值的银子缴付的。粮税与货币税相等，两项总值为三十万金锭。”（第598页）这里的中文回译没有做好，“粮税和货币税”，其实就是“本色和折色”。上海县除了上缴稻米“本色”之外，还要把另一部分的粮食税折合成等价的银两、布匹、器物上缴，称为“折色”。
这个话题，就是昆山人顾炎武（1613-1682）在《苏松二府田賦之重》讲到江南人不堪重赋的事情。为了挣到银子交税，上海人必须努力纺纱织布，贩卖到外地，以致“衣被天下”。
5.江南特殊论：孟德斯鸠的评价
我们知道，欧洲启蒙思想家，特别是十八世纪德国、法国的学者如莱布尼茨、伏尔泰等人对中国文化兴趣浓厚，极力赞美。孟德斯鸠比较冷静、客观，有一些值得重视的评价，我们就以孟德斯鸠（Montesquieu 1689-1755）做例子。孟德斯鸠写《论法的精神》（商务印书馆，1961），严复翻译成《法意》，在中国的戊戌、辛亥到五四期间影响非常大。孟德斯鸠反对伏尔泰，认为对中国文化不能太赞美。他说“中国人把宗教、法律、风俗、礼仪都混在一起，所有这些东西都是道德，所有这些东西都是品德，”（第313页）这是有问题的。他分别世界上的政治体制有三种：共和、君主和专制。他划分三种政体的时候，把“腐化、奢侈、懒惰、逸乐”（第103页）作为专制政体的特征，而“勤劳”、“节俭”是共和政体的特征。根据他获得的中国历史“二十二个连续朝代”的研究，中国是介于君主和专制之间的政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