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天纲：江南文化与欧洲世界(12)

江南人家
江南人家：典型的江南风景，也是欧洲人画的。每家每户都有码头，家门在前街，后门出行，备有小船，“人家尽枕河”。出生在上海的城市人，回到江南古镇，就看到祖先的生活。按这幅江南图景描述的，一般人家也是生活平稳，家道殷实。明、清时期，只要不是战乱，江南的生产、生活方式都很强盛。河道交通是江南经济、文化崛起的重要条件。我们误以为现代化起步的条件是公路、铁路，其实早期现代化都是从河道运输开始的。荷兰低地地区，伦敦泰晤士河流域，北德汉萨同盟河海体系的崛起，都是水路贸易推动的。

缫丝工场
缫丝工场：这是一个工场，中间有个水池子，这个是在缫丝，这个应该也是在湖州南浔什么地方，就是欧洲的商人、传教士，当时江南不开放，有机会进入长三角的欧洲人就会记录下来，或者画下来。当时没有照相机，他们就是用绘画，这种绘画是写实的，注重真实性。我们不能照抄萨义德“东方学”理论，说是一种“想象”和“捏造”。这些图画刻成了铜版画，流行于欧洲，普及了关于江南的知识。
画家描绘出江南形象，传教士、商人、旅行家、外交家文字记载中的江南文化就更多了。看《利玛窦中国札记》综合了许多在上海生活的传教士经历，他们对上海的描写很生动，也非常真实。其中有一个说法是错的，他说万历年间“这个省份的这一地区（指上海）盛产米和棉。棉可以做各种布，据说此地织工有二十万。布匹出口到北京皇宫和其它省份。”这段话显然就是对“衣被天下”的翻译，这没有错。错误在“织工有二十万”，上海一县的织工没那么多。现在还不能确认是利玛窦、金尼阁的笔误，还是在葡萄牙、拉丁、法文、英文的版本转译中的错误。最近周士良翻译高龙槃《江南传教史》（天主教上海教区光启社，2008）把这个数字订正为“织工二千余人”，似乎又少了。按耶稣会士的数字，上海县人口三十万，两万人在织布是可能的，否则难以“衣被天下”。上海之外，还有宝山、嘉定、南汇、奉贤，都是“男耕女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