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天纲：江南文化与欧洲世界(15)

江南物产丰富，人口众多，生产力发达以后形成分工。不止是水稻，还有棉布、丝绸、茶叶、瓷器生产。长三角西部“低乡”湖荡地区普遍种植水稻，附以桑植（苏州、湖州、杭州）。东部“高乡”靠海，土地还没有脱去盐碱，就大量种植棉花，纺纱织布（上海、川沙、南汇、奉贤、宝山、嘉定、崇明）。丘陵地带不宜水稻、棉花，就种植茶叶，生产陶瓷（苏州、杭州、常州）。最有意思的是，明、清时期的江南和十六世纪荷兰一样，形成了地区内部产业分工，每乡每镇都有自己的出品，于是迫切需要交换，因此商业发达。十六到十九世纪，东亚、东南亚、南亚，以及非洲、美洲，真还没有三角洲这样繁荣的社会局面。
孟德斯鸠和伏尔泰都是十八世纪的“地理环境论”者，但伏尔泰看东方，仍然把中国看成是一个整体，是一种文化。孟德斯鸠不同，他谈论中国的时候，把江南做了单独处理。伏尔泰与孟德斯鸠的差别，是笼统的博雅学者与专精的社会科学家之间的差别。孟德斯鸠对细节差异更加敏感，他说：“（江南和浙江）这两个省份的土地肥沃异常，因此给欧洲人一个印象，仿佛这个大国到处都是幸福的。”孟德斯鸠说这是一个假象。在中国，江南是特别的，“对（江南）的防护与保持所需要的是一个智慧民族的风俗，而不是一个淫佚民族的风俗；是一个君主的合法权力，而不是一个暴君的专制统治”。在中国，“人们自然地倾向于奴隶性的服从”，只有在江南，“政权就必须是宽和的，像过去的埃及一样；政权必须是宽和的，像今天的荷兰一样。”（以上均第283页）因为当地人民是“勤劳”、“智慧”的，而且并不“奢侈”。
孟德斯鸠如此精心地区分江南和中国，我认为他已经提出了一个“江南特殊论”。中国是孟德斯鸠意义上的专制社会，江南地方却发展出一个他所认定的开明的士绅社会。这里和其他地方有所不同，大家勤劳勇敢、节俭奋斗，知书达理，尊重社会规则，比较有理性，所以这个地方可以发展出来一个有所不同的政体。孟德斯鸠认为，江南是一个宽和社会，可以实行开明政治，这个结论在今天看起来还是富有启发意义。
（作者为复旦大学教授，授权刊发，本文为“最‘艺’江南文化十讲”之第六讲“明清的江南文化与欧洲世界”，2019年7月26日于上海世博会博物馆WE剧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