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除恐惧的良方(8)

然而，经过几天的训练，这些被试成功地降低了与这些认知事件相关的大脑活动，并且他们在最终观看自身恐惧之物的图像时，表现出了较小的生理恐惧反应（基于汗水和杏仁核的激活程度进行测定）。
这种聪明的新手段找到了解决安慰剂问题的方法。参与者未曾意识到干预过程做了什么；因此，在这些研究中观察到的大脑变化不可否认地与大脑活动的训练有关。参与者也避免了因接触到自身恐惧而产生的负面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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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这一结果对神经科学来说是一项了不起的进步，但几乎还无人探讨这类手段可能导致的临床和伦理后果。假如神经反馈被证明是强有力的，那么它对原本难以治愈的疾病患者（如精神分裂症、闭锁综合征，甚至痴呆症）而言会是革命性的。我们可以期待在未来几年中看到这些领域的研究如雨后春笋般涌现。
神经反馈自身甚至在渐渐成为一种影响高阶认知的机制：一项研究甚至证明，神经反馈可以用来改变信心水平，而不是简单地对某一特定大脑区域进行上下调节。有了这个新发现的在不同意识程度下对患者大脑进行“重新编程”的机会，反思便变得极其重要：如何避免植入神经反馈在错误的人手中遭到滥用？
（www.ncbi.nlm.nih.gov/pmc/articles/PMC5319996/）
要论功能性磁共振成像神经反馈的临床前景，我们目前仍然身处未知的水域之中。随着“同意”（consent）作为一种心理学工具得到越来越广泛的应用，其本质显然需要完善。在大多数临床研究中，研究人员会告知你，你可能处于“主动”条件下，也可能在“对照”条件下（即安慰剂组），因此你永远不会知道自己是否正在接受此前听过简介的干预。
但是，如果在没有任何由期望引起的偏见的情况下进行干预能够带来医学上的好处呢？一些植入研究通过获得法定监护人的同意来解决这个问题：在这种情形下，至少未在接受治疗的人能够清楚实验全貌。
有一件事似乎是肯定的：假如神经反馈有朝一日能彻底发挥其潜能，它要求我们仔细思考人类能动性的科学和哲学基础。
文/Sara Kimmich
译/苦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