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山丨杨杨:滇越铁路——在高原与大海之间(一)(6)

在他的文学名著“领事三部曲”中，他告诉我们，被“瘴气”侵袭之后，先是“发烧，奇热难耐，头、躯干、四肢，包括肚子，都像掉进熔炉里一样，只觉得周身如同火烧一般，口渴难耐”，随后，好像突然从夏天坠入了冬天，只感到“全身冻得像结了冰”。之后，当然是在麻木状态中，等待着生命的消失。好在博达尔的父亲有一种名叫“奎宁丸”的西药，让儿子服用几次也就让他与死神告别了。博达尔没有死，但他却目睹别人瘴死的情景。他说：“吃药是起不了大作用的。这种灾难性的疾病，很难得到解释，十分怪异。比如，有时候，死者的眼睛能好几天都睁着并且发光，可是此人身体的其他部位都快烂了。” 博达尔还看到，如果是欧洲人在云南被瘴魔夺去了生命，那他的尸体无论在哪里，都要请中国苦力用滑竿抬回城里，再妥善处理。但如果是对中国死者，那就像死了一只苍蝇一样，用不着大张旗鼓，只需叫人每天早晨从草棚里把他们拖到外面的山沟里就完事了。
那时候，死于瘴毒的中国人很多，尸体成堆，只好让人把他们搬到独轮车上，推到远一点的地方，一扔了之。

在河口至开远一带，人烟极其稀少，因此很难招募到足够的筑路劳工，印度支那铁路公司只好到河北、山东等省招来大量的青壮年人。当七千多名北方劳工来到河口至腊哈地的工地上时，因不适应南方热带、亚热带气候而大量生病死亡。最后剩下的那些劳工半死半活，奄奄一息，已不可能为工头干活了，就被洋监工们赶到山谷中饿死或病死，或者干脆把他们活活烧死在茅棚里。据说，这批北方劳工就这样全部葬身在这个恐怖的亚热带高山峡谷中。印度支那铁路公司只好把招工方向改为中国南方和越南，除了用优厚的经济待遇诱使广东、广西、福建、浙江等地的青年上当受骗之外，还制定奖励措施，凡能招工1000名者，除给厚利外，还承诺铁路修成之后，保举在云南做官，同时颁发一枚法国宝石勋章。该公司还通过当时的云贵总督及洋务总办等官员命令省内府州各级官府，强征青壮年充役。
其中，楚雄州接到总督“命令”后，强行规定：“十八岁以上者，概充铁路苦工一年，不愿去者缚手于背，以枪队押送，不从者则击杀之。”在这种情况下，广东、广西、云南和越南的大量劳工被骗或强制带到了河口一线的工地上。原河口县副县长苏国兴的爷爷苏定方就是那时从广东省罗定县被“招募”而来的。苏定方在世时曾与孙子苏国兴讲过那段苦难经历。苏国兴说：“1902年11月的一天，爷爷下地干活刚回到家中，官府突然来人把他抓了起来，与他的几十个同乡一起，被拴着辫子送到了他们一无所知的云南修铁路。那一年， 爷爷才15岁。”从此以后，年幼的苏定方在荒无人烟的河口一带，与各省各地的劳工们在工地上挣扎，他们每天至少要工作10个小时，因为铁路公司规定，每个劳工每天要完成土方1.37至2.46立方米，或者石方0.34至0.62立方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