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山丨杨杨:滇越铁路——在高原与大海之间(一)(5)

这种“浪漫”之后，其实意味着工程的浩大艰巨，意味着要闯过一个又一个的天堑雄关，意味着要解决许多世界级的难题，更意味着大量筑路劳工的死亡。事实正是如此，中国劳工为此付出了巨大代价。仅开工头一年就有五千多人死亡，第二年更增加到二万五千多。到1910年竣工时，共有七万（也有资料说10万）中国劳工死在工地上。此外还有八十多名来自法国的“领导人”也消失在这条铁路上，这些法国人大多被埋葬在开远和芷村一带的铁路边上，被当地老百姓称为“洋人坟”。
据说，在1904年3月，第一批来此修建滇越铁路的数千名劳工，除了承包商意大利人和一些监工，全死在了这个山谷里，无一生还，更没有留下死难者姓名。用今天的眼光来看这个惨烈的“传说”，我觉得还是非常可信的，因为清朝政府也许在闻知这事后，也感到很震惊，立即派出临安知府贺宗章前去调查。贺宗章当时还有一个特殊的身份，即兼任清政府驻蒙自铁路局会办（清朝官名）。他利用这种身份去调查得来的结果应该是真实和细致的。他在他的著作《幻影谈》中进行了这样的描述：“初至春寒，北人皆棉裤长袍，而瘴热已同三伏，或数人十数人为一起，即于路侧搭一窝棚，斜立三叉木条，上覆以单，席地而卧，潮湿病亡相继，甚至每棚能动者十无一、二人，外人见而恶之，不问已死未死，火焚其棚，随覆以土，或病坐路旁，奄奄一息，不数日而尽；或以足踢下山涧，得其藁葬者，尚为幸事。
”在同一本书里，他还写道：“下段（河口至开远段）均属瘴地，水土恶劣，炎热异常，一年内外，委员先后到段，瘴故者多至十七员。”这是何等悲惨和可怕的场景？即使那些政府派去的养尊处优的官员也难逃瘴疠之毒，暴死他乡，更何况成千上万的筑路劳工？此外，湖南候补道员沈祖燕也在他的奏折中写道：“查此滇越铁路所毙人数，其死于瘴、于病、于饿死者、于虐待者实不止以六七万人计。嗟我华民何辜遭此荼毒？”
当时，无论什么人，如果不幸被“瘴气”沾染了，毫无疑问，只有死路一条。至于死的过程也是极为痛苦的。曾有一位法国驻昆明的领事之子，名叫博达尔。这是一位纯正的法国后裔，出生于重庆，成长在昆明，曾是赫赫有名的云南军阀唐继尧的小朋友，也是越南末代小皇帝阮福晪的玩伴。在他青少年时代，就曾游历过中国西南并直下法属印度支那，可以说一生充满了传奇。后来，博达尔成了法国的一名大作家，以中国西南题材或背景创作的小说作品夺得了龚古尔文学奖，从而蜚声世界文坛。有人说，中国之于博达尔，大抵相当于越南之于杜拉斯，印度之于奈保尔。可见其作品的地域特色之浓郁、影响之广泛、魅力之巨大。博达尔也曾说过：“我看到了亚洲的魔法。”其中的一种“魔法”，恐怕就是与“瘴”相关的历险般的生活。在他南下印度支那时，曾几次在河口一带与“瘴气”擦肩而过，也似乎在这个时期体验到了“染瘴”之后的“滋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