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满素：美国当代自由主义的困惑(7)

社会以个人为基本单位，有利于对个人的尊重，有利于个人之间的平等，也有利于每个人对自己负责。社会施法于个人而非群体, 就不再有株连九族之事。社会若以群体划分——无论种姓制、种族制、阶级制，还是多元文化主义，势必要分出个优劣尊卑来，如何还奢谈人类平等？而且这种划分只要一开始，就必然会巩固和延续下去，导致国民派系林立，酿成冲突仇恨。美国的崛起依赖于开明的个人主义，如果这一传统遭到破坏，美国民族是否也将随之衰落？
4. 政府和财富的分配
自由主义是主张有限政府的，杰斐逊说过，最好的政府是最小的政府。自由主义将政府视为必要之恶，是对个人自由的最大威胁。权力是必须的，但防范权力的滥用更为必须。自由主义的办法就是严格限制和制衡政府权力，扩大公民的自治权。在美国早年，对权力的这种看法是举国共识，不仅民众这样认为，筹建和掌握政权的人也对此深信不疑，当时的美国人对政府从不抱太大的期望。
随着工业化后财富的剧增和企业的膨胀，美国人对政府职能的看法和期望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他们感到最大的威胁已经不是来自政府，而是来自这些富可敌国的经济寡头。当经济不平等超出一定限度时，必将危及自由和民主。为了对抗垄断经济的庞大权力，他们在恐慌中求助于政府，指望政府来遏制大企业。从进步时代到新政，美国人对联邦政府的呼声越来越高，不仅要求政府出手调控经济，弥补市场的失灵，保证经济的健康发展，而且要求政府以社会公益和公正的名义，全面介入国民收入的再分配。回顾一下杰斐逊在他的第二届就职演说中对财产所作的保证：“维护财产的现状——不论其平等与否，只要它来自个人的勤劳或其父辈劳动的结晶”，再对比今天对分配公正的诉求，就不难发现重点已经转移，自由主义经历了一次实质性的修正。按杰斐逊对政府目的的理解，财富再分配一定是误解了公民组成政府的动机。
为了满足民众对政府发挥积极作用的要求，联邦政府一直在扩大其职权和职能范畴，政府本身当然也不可避免地随之扩张。在20 世纪中，美国的权力越来越集中到华盛顿，政府越来越多地介入公民生活，尤其是不同形式的财富再分配，在促进平等方面颇有作为。但是物极必反，过于扩大的政府使民众对政府的异己感又卷土重来，大小政府之争成为美国政治的一大主题。更有意思的是，一些激进的美国人一方面反对政府，视之为邪恶；另一方面又提出种种要求，而这些要求除了政府，是不可能指望通过任何别的途径来达到的。政府无法同时做到既中立、隐退，又立场鲜明、积极主动，于是经常夹在相反的要求中进退维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