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新刊|长安：说太宰，话《惜别》(3)

《惜别》，[日]太宰治著，杨晓钟、吴震、戚硚婉琛译，陕西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来源：douban.com）棘手，是因为《惜别》乃是为日本内阁情报局与文学报国会而作的、将“大东亚共同宣言”小说化的尝试，曾被归为国策文学、御用文学。相关史料不赘述，只引一段执笔希望者说明会的场景：“按时赶到会场，已聚了好多作家。‘伊藤，这儿空着哪！’在讲习桌上托着腮，不耐烦地坐在讲习椅上的太宰治用异乎寻常的大声招呼我，并向我招手。……川端先生来得最晚，先生扫了眼众人，略带笑意，找个位子坐下。那天出席的五十多个作家都提交了提纲。”（伊藤佐喜雄：《日本浪漫派》）。小说类有六人中选，太宰摊上的主题是“独立亲和”，其他还有“共存共荣”“文化昂扬”“经济繁荣”之类。最后只有太宰一人交差。《惜别》由于出身不好，在太宰作品中有些像二等公民。
时过境迁，出身问题不再被揪着不放，但出身的烙印还在，小说主人公周树人诚恳地赞誉日本“国体的实力”“国体的精华”，如今读来也触目。
棘手，还因为《惜别》被中国文学专家竹内好等人批为既歪曲了鲁迅形象又迷失了太宰风格，一句话，《惜别》搞得鲁迅不像鲁迅、太宰不像太宰。竹内好比太宰小一岁，原是太宰的忠实读者，着迷于太宰的“艺术的抵抗的姿态”（《关于太宰治》），一九四三年应召出征大陆前收集了几乎所有太宰作品，自言“前辈作家不说，同代作家中让我感到如此亲近的前看后看只有太宰一人”（《笔记二则》）。出征前竹内借鉴李长之的《鲁迅批判》与西田几多郎的哲学思想，写出了带有强烈个人色彩的《鲁迅》（一九四四年出版）一书。该书追究文学家鲁迅如何形成，探讨鲁迅身上文学与政治的悖反，影响深远。然而竹内毕竟是个不喜美文的思想家，研究鲁迅亦偏于思想，对鲁迅文章的艺术性，尤其是抒情韵味几乎视而不见，对《药》《伤逝》等名篇亦不看好。竹内自中国战场回国后读到《惜别》即大失所望，愤然写道：
“《惜别》糟透了。曾相信只有太宰不会搭战争便车，《惜别》背叛了我的期待。太宰治，汝亦如此！立时讨厌太宰了。”（《关于太宰治》）竹内认为太宰“肆意无视鲁迅文章，仅凭主观想象捏造出鲁迅形象—毋宁说是作者自画像”（《花鸟风月》），批起太宰来也像当初评鲁迅一样清坚决绝、不留情面。在竹内眼里，鲁迅是启蒙者，太宰是颓文人，泾渭分明。竹内无法接受太宰对鲁迅的认同，更无法接受周树人形象与太宰自画像之间的相似相通。尾崎秀树也把小说当传记读，看法接近竹内，认为太宰歪曲了鲁迅，像“（东京人）爱国心过于天真”这类话“鲁迅就是歪着嘴说也说不出来”。尾崎亦难以认同一个“享受东洋孤独、秉持文人趣味”的鲁迅，认为“太宰写的鲁迅与我想象的鲁迅全不相通，亦可证明太宰与鲁迅不相通”（《〈惜别〉前后》），逻辑够霸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