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新刊|长安：说太宰，话《惜别》(7)

”周树人追寻“心声”，告别仙台与医学，回归一介文人，在东京读书作文办杂志，如鱼得水。这里的文人固然是作为启蒙者的文人，更是作为生活者与书写者的文人，我写故我在的文人，有“无用之用”的文人。《惜别》里田中卓说：“他绝不是看了幻灯才突然开始弄文艺，一句话，他本来就喜欢文艺。……我只能这么想。那条道儿，若非喜欢是走不下去的。”说出了周树人的心声。弃医从文是一个“国民觉醒故事”（董炳月：《“仙台鲁迅”与国民国家想象》），也是一个文人复归的故事。

《鲁迅形影》收录文章16篇，上编10篇为鲁迅研究论文；下编6篇为对鲁迅研究的评论。《“仙台鲁迅”与国民国家想象》被收录其中（董炳月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年版，来源：douban.com）太宰与鲁迅皆出生于地主家庭，都曾接近或参与左翼，亦皆深谙虚无与绝望，又都以书写逃避虚无、抗拒绝望。太宰曾在作品中将自身与耶稣同化，而鲁迅所云“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里面似乎亦藏着耶稣的影子。在情绪相对平稳的中期以及疾风怒涛般的晚期，太宰以自己的方式接近基督教，“不信神的爱，只信神的罚”（《人间失格》）。鲁迅则一直关注基督教文化，留日时期尤为关注，作于东京的《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皆涉及基督教。基督教对太宰和鲁迅来说文学性似乎都胜过宗教性。
太宰说：“基督，我只想着他的苦恼。”（《苦恼年鉴》）又说：“苦恼时定会想到实朝。”（《铁面皮》）耶稣、实朝乃太宰心中的理想形象，《右大臣实朝》叙写有耶稣味道的艺术家实朝挨不过乱世而走向毁灭，演绎太宰的失败美学与灭亡美学。《惜别》中的周树人则是徘徊于十字架下的青春形象，质疑现代文明亦质疑启蒙，他关于摩西的大段道白即道出了启蒙者的彷徨与绝望。《惜别》里周树人还说：“我敬佩基督教‘爱邻如爱己’的思想，甚至想过信教，但教会夸张的姿态阻碍了我。”这段话往往被理解成太宰治的夫子自道，但考虑到鲁迅尊重宗教却厌恶虚伪的教徒、不否定儒家思想却鄙视“圣人之徒”及“伪士”，这段话好像也未必就不会从周树人嘴里说出来。太宰对周树人的理解直观且独到，早早意识到了鲁迅与基督教的关联。日本学界除竹内好在《鲁迅》中提到过鲁迅的“赎罪意识”外，最早的相关论文应该是高田淳发表于一九六七年的《关于鲁迅的“复仇”——〈野草〉“复仇”论兼论鲁迅基督教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