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过时，谍战片不过时：从《无名》说起(6)

在我的研究中，1940年代的谍战小说基本采取的是“间谍＋情感/情欲”的书写模式，俨然是对前一历史时期“革命 恋爱”模式的某种继承和变形，“女间谍”相应构成了这些小说的叙述主体和主要人物。比如茅盾的《腐蚀》完全是以女特务赵惠明长篇日记的形式来结构整部小说。而徐訏的《风萧萧》则主要写了主人公“我”与白苹、梅瀛子和海伦之间的情感纠葛，从中能够看到张恨水《啼笑姻缘》中樊家树、沈凤喜、何丽娜、关秀姑“一男三女”爱情模式的痕迹。

《啼笑姻缘》张恨水 著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1-10
而1950-1970年代的“反特”或“打入”题材小说和电影则进入到了政治立场黑白分明的模式，也就是出现了现在通常批评的“脸谱化”问题。当然，我们必须承认，“脸谱化”是那个历史时期谍战故事在艺术性上的一种不足，它违背了谍战叙事对于身份、悬疑的审美需求，观众很多时候基本可以对谁是特务分子“一望而知”。但换个角度来看，反特小说与电影的创作目的，也不在于依照某种固有的类型文学机制提供阅读消费快感，而是为了教育广大人民群众如何在现实中反特防奸，更好地从事革命斗争。因此，在小说和电影中提供一些清晰的、可供识别的特务形象与反特经验，就成为了该类型小说与电影创作的内在需求。
界面文化：从“反特片”到“谍战片”，为什么即使冷战意识形态已经没落，民国时期的人物离我们也很远，观众还是会爱看谍战片？这类叙事的魅力在哪？另外，你曾在之前的采访中提到，从晚清民国侦探小说到反特小说，核心话题不再仅是“现代性”，而变成“革命”，那么在今天的谍战作品中，这两者是否还有效呢？
战玉冰：这个问题非常好，可以视为对上一个问题的进一步深化。一方面，我们很容易看到，晚清民国侦探小说、1940年代间谍小说与1950-1970年代反特小说之间的明显区别。比如在反特小说中，“反间谍”的行动主体不再是无所不能的“福尔摩斯”式人物或在个人情感中挣扎的“女间谍”，而是广大人民群众，这背后是“人民政治”与“群众路线”等革命话语在反特小说中的体现或者说规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