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南：走向“活”的制度史——以宋朝信息渠道研究为例(10)

我们说到信息，首先会问真实不真实；我们还需要追问的是，到底谁真正关心信息是不是准确真实？是信息的申报者？汇集者？筛选者？朝廷的决策者？究竟谁真正关心？君主宰执期待获知天下信息，但“玉色”、朝旨恰恰可能是信息阻滞扭曲的原因。当时虽然有各种各样的呈报、核查制度，但是也有各类官场生态的影响。官员们有的窥伺动静，隐瞒、虚报；有的无所作为，怠惰、漠视；有的体察上情，搁置、淡化……所以我们看到，信息渠道并不是通畅的道路，不是说有渠道，信息自然就会流通。不同的核心关切和利益诉求往往是信息保真或失真的原动力，我们不能简单地以“非真即伪”的观念去认识流通中的信息；关注信息流通过程中发生作用的“关系”与“行为”，才能更切实理解制度在现实环境中的运转逻辑。
在帝制社会中，朝廷关注的焦点在于国家的政治秩序。对官员治事“实迹”的追求，是从属于维系整个官僚体制的需要、从属于政治安定之“大局”的。这就决定了所谓“追求实迹”的努力，并不是没有条件的。
有些看似被制度“防范”的做法，事实上可能是体制习用而不可或缺的运行方式。对于某些制度的“空转”，观察者批评其空”，体制内注重其“转”；今天的研究者批评其渠道不畅，当年的操控者在意这系统格套俱在，可供驱使。
现在我们常说“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不能让权力对制度形成过多的干扰。与此相关的问题是，靠“谁”把权力关进笼子 里？通过什么方式去“开/ 关”？另外，用什么制度去激励哪些可能性？用什么制度去限制哪些权力？这不是单纯的制度问题，而是与影响制度的多重内外因素，或者说与“制度文化”密切相关。
我所理解的“制度文化”，既包括刚性的制度条款和规范， 也包括延伸笼罩于条规之外、浸润渗透于制度之中，无固定形式踪迹又无处不在、影响制度生成及其活动方式的“软”环境。这些软环境包括多种因素、多重关系，包括时人对于制度的认知与 态度、制度运行过程中发生作用的社会关系，以及与制度实施 互动”的政治文化效应。
“制度文化”是多种因素互动积淀产生的一种综合状态。其中包括制度规定本身，也包括制度的设计者、执行者、干预者、漠视者、扭曲者、抵制者等人的意识、态度，以及由此导致的行为和周旋互动。制度设计者对于相关信息的把握、在此基础上的判断与决策，执行者对于制度实质精神的理解和实施中的变通，都是研究者关注的内容；实际上，被制度卷入的人物、制度鼓励或限制的对象，其行为倾向都对制度的运行起着不容忽视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