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心所“象”环境史视野下的大象北移(5)

“元嘉六年三月丁亥，白象见安成安复”(《宋书·符瑞志中》)；“永明十一年，白象九头见武昌”(《南齐书·祥瑞志》)，“天监六年春三月庚申，陨霜杀草。是月，有三象入建邺”(《南史·武帝纪上》)。
宋太祖建隆三年(962年)，有大象从长江流域的黄阪县(现武汉一带)出发，经过长距离的漫游和迁移，到达了南阳盆地，其间甚至在江北的南阳县过冬。宋太祖乾德五年(967年)，又有大象漫游至京师开封，最终被捕获，饲养于玉津园中。以上两例均发生在宋代农业开发力度加剧的时期。当时亚洲象在长江流域已极为罕见，游走迹象也并不活跃，以至于几个特例便被写入正史。
明朝万历年间，曾经出任云南参政的福建人谢肇淛，在记录风物掌故的《五杂俎》中曾写过：“滇人蓄象，如中夏畜牛、马然，骑以出入，装载粮物，而性尤驯。”
清晚期后，珠江流域的亚洲象趋于灭绝。
历史是一个连续的过程，变化也是在连续逐渐积累中生成的。到19世纪30年代，广西十万大山一带的野象灭绝。从此，野象退缩到云南的崇山峻岭中。
版纳是古代“百越”的一部分，亦谓“滇越”。“百越”曾有“乘象国”之称，如今又成为亚洲象最后的世界。
这样看，大象的确是一路退却的。如此庞然大物，如此强势的物种，在与人类的斗争中逐渐败退，退出了人烟稠密的人类生存区域。它们躲避弓弩，躲避兽夹，躲避锯断它们牙齿的利刃，躲避冰冷的铁笼，最后反正是见人就躲，也有少数情况之下，它们会发起凶猛的集团式的绝地反击。严酷的环境抑制了生命的繁殖力量，它们的数量一直在下降。
正如伊懋可所言，中国环境变迁不应只在自然科学因素，“大象的退却”所反映的环境变迁历史机制，其实非常复杂，“经济形态、社会构造、政治制度、文化观念、技术条件以及其他各种因素彼此交织”，通过不同地理条件、不同历史分期人与动物的多元互动，来观察和分析历史，能让我们在迟滞的时光之河中，看到缓慢变化的力量，一点点冲刷着古老帝国的沧桑容貌。
荒野上的环境史
有时会想，大象从雨林出发，向人烟辐辏的大城市进发，最终重返家园，这本身就是一个意味深长的佛家公案。它们风尘仆仆的行者姿态，像极了在人类居住区与野生动物栖息地之间的苦修者与摆渡人。
“道”者，道也。在云南的深谷中，大象走过的地方都成了一片开阔地。它们在雨林中开榛辟莽，断树扯藤，闯出的通道即为“象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