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诗需要热情，读诗亦是如此｜海伦·文德勒的诗歌批评(7)

文德勒说，问题不在于这些领域的研究者，而在于艺术在美国教育中的边缘地位。
“它始于清教徒对所有艺术的不信任，在他们看来，放荡的人才会搞艺术，”她说，“我们必须铸造一个新的民族，在西进中建设它，而这又总是意味着，实践教育比美学教育更受重视。我记得我在索沃斯莫尔教书时被告知，在1879年，需要信托委员会全票支持，钢琴才能进入校园。差不多就是这样。”其结果在她看来是，至少在美国，人文学科把文学研究当作哲学和历史学这两个核心学科的穷亲戚。
“哲学训练你正确地思考，”她说，“历史把你变成一个好公民。艺术则不参与对青年的指导。”
上通识教育核心课程的学生会读荷马和维吉尔的史诗，但只把它们当作关于文明奠基的故事，而不把它们当诗文读。“人们认为诗歌的实践之道对高等教育来说没有任何严肃的意义，”她对此不以为是，“毕竟，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是文学的光荣，也应该属于心智训练的内容。”
文德勒用在讲台上露面的机会倡导这样的理念——和哲学的分析或历史的语境一样，细读诗歌所涉及的技艺在人文学科也占据着重要的位置。
2004年夏天，在杰斐逊讲座后，缅因大学普雷斯克岛分校英文兼任讲师丹尼尔·格林在他运营的文学博客《阅读经验》上发表了一篇回应文德勒的论文。他写道，“文德勒是真诚的，她雄辩地表达了自己对诗歌的激情，但至少对我来说，正因为如此，阅读这个讲座内容变成了一次相当糟糕的经验……考虑到文学研究在这个国家是怎样全面地遭到行政人员、政客、学生、家长、雇主——以及最可悲的，文学教授自己——的拒斥，她说话的语境，使这讲座听起来更像是悼文而非鼓舞人心的言说，更像是挽歌而非课程改革的提议。”

海伦·文德勒批评过的诗人们。
当文学纯粹时才是伟大的事物
差不多在文德勒准备她的杰斐逊讲座的时候，南加州大学驻校学者玛乔丽·佩罗夫也在她正在修订的一篇论文（也就是她后来出版的《差别：诗歌、诗学、教学》的第一章）中提出了类似的论证。使这个巧合变得更有趣的是，当时73岁的佩罗夫所作的评论经常被当作文学先锋派对文德勒的回应——在向读者普及实验诗歌上，这位批评家居功至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