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最高法院前院长谈判决与裁判意见(12)

40.尽管我以温和的态度（希望如此）总体上否定了协同意见，但有必要澄清，对于部分案件，我相信判决中有不止一种意见是绝对有益的。举例说来，这些案件可能是法院更改法律在某一领域的适用范围，或是法院过往或近期从未处理的复杂问题。此类案件有多种判决意见的好处是，牺牲当下的确定性和清晰性，促进与其他法院和学术界的讨论。近期的例子是关于不当得利。这是一个学术论述、学者争论汗牛充栋的主题，但直到我下面将谈到的3件案件之前，上议院或最高法院却极少涉及。在Benendetti案和Menelaou案中，我认为应有不止一种意见导向同一结论。然而，当最高法院裁决第三案也就是ITC案时，我认为单一的判决意见更合乎法治需要。
41.公平地说，我主笔的Menelaou案引发的反应是多元的。格雷汉姆·弗戈（Graham Virgo）称其“有理由被认为是英国最高法院有史以来最糟糕的判决，流露着对法律和原则的无知、对法院裁判本质的混淆，使人在挫败之际更添一分茫然”，艾伦·罗杰（Alan Rodger）则写道，“显然法官们比学者们更会当好人”。然而，中肯地说，当代的学者们并不总是最好的向导。我能从当今最被推崇的20世纪判决——阿特金法官就Liversidge v Anderson的判决所得到的反响中得到一些安慰。威廉·霍尔兹沃斯（Willliam Holdsworth）爵士认为持多数意见的法官认为“系争问题‘不具有可司法性’或‘不属于法院受理范围’是正确的，因该问题是‘行政或政治问题’”。古德哈特（Goodheart）教授则不仅赞同，甚至表明阿特金法官等多数意见法官“比行政机关更有行政意识”的论述简直是藐视法庭，因为他指责其他4位法官“在形成意见的过程中，有意识或无意识地被他们自己的偏见或者政治倾向影响”。
42.正如弗戈教授指出的，一些学者探讨问题表现出近乎摩尼教式的狂热。这种狂热不仅出现在我依法裁判不当得利问题时，也出现在我裁判代理人因代理关系而获取的不当利益是否构成（推定）信托（而使被代理人获得不当利益的所有权）时。在该案进入最高法院时，已有20多篇文章讨论这个话题，体现为现任上诉法院掌卷法官（Mater of the Rolls）所指的“没完没了的缠斗”。在最高法院，我给出了跟我在上诉法院任职时完全相反的裁判。
43.今天回顾这些判决，不管怎样，我在每一个判决中的意见都与当时主流（或者教条）的学术意见相左。在上诉法院时，我认为，包括19世纪60年代一个被忽视和误读的上议院案件在内的法律依据，清晰地指向该案中并不存在信托关系，在同事们的赞同下，我们照此作出了裁判。然而，案件上诉至最高法院时，审案的7位法官可以自由地背离先例，我们很大程度上因被可行性和政策考量说服而作出了相反裁判。尽管可以理解有人认为这有失严谨，但在我看来，先依据先例再依据可行性和政策考量，反映了普通法的实用主义立场。普通法的生命在于经验而不是逻辑——我也会这么说，不是吗？在任何情况下，在该案中，考虑到不同意见支持方的显赫声名和各自论述的说服力，逻辑或原则能用来支持任何一种意见。